一 任免

自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军阀割据时期，各地军事首长，视军队为私有，割地自雄，一切人事全凭其个人好恶进退，而一般官兵也仅知有私人团体，不知有国家。及至北伐成功，政府逐步推行人事管理，力矫积弊；1934年，军事委员会成立铨叙厅，专办全国陆海空军人事，凡将级官佐由军事委员会指任，校级官佐由军、师以上机构报请军委会任免，尉级官佐则可先由军、师任免，定期上报核批。较之以往，似已渐就条理，但是认真办理起来，除中央直辖部队尚能执行外，仍多迁就事实，不能全照规定之处颇多。抗战时期，人事变化快速，无法讲究制度，一般团长以下的任免，均由军、师长先行处理，后报请备案，但师以上主官的任免，仍需先报军委会批准后，方才公布。不过在作战期间，也有先由战区司令长官任免，后再报请核准者。[1]少数高级将领，获得最高当局的信任与授权，有时也能拥有较大的人事权，如抗战中期以后的胡宗南、汤恩伯，对于军长以下人事，蒋介石准予他们拥有“先斩后奏”之权。[2]1943年，军委会铨叙厅改组，更明定控制员额，采取分层负责的办法，改革管理机构及手续（尉官以军部为中心管理机关，校官以战区司令长官部为中心管理机关，将官以军事委员会为中心管理机关），以期增进行政效率，达成管理目标。不过若干部队主官，由于引用私人的积习未尽打破，任用干部仍未全按法规办理，不呈报中央任员；即使呈报，如资历不合未奉核准，也不令去职，仍照常服务，结果造成大量“黑官”。[3]一般说来，中央军的人事作业，较地方部队遵守规定，中央的军事机关、学校又较部队遵守规定，“黑官”比例较少。[4]此外，一些过去军阀时代的余毒，仍然保留在军中，如擅自易人，越权免职，易人不报，自委人员，自添名额；各级主管新到任时，其原有人员自请调任或托词请假等积习，依然存在。[5]

军中人事的管理准则，在于依职定位，依位授职，职随官转，人事以官为指标，但是过去军官佐，一般均有职无官，或官职不能相称，致人事无轨道可循，管理无方控制。军事委员会有鉴于此，乃于1943年颁布陆军官职调整办法，对于陆军官佐尚未任官，或已任官而久未晋任，以致官职不相称者，概加调整，其办法为各人各阶停年计算，只要其各阶停年届满，不论已、未任官，概依其现职晋任或叙任，如各阶停年届满，成绩优良者，则依其现职、阶晋任或叙任，使其官职相称或近似，铨叙厅照此办理，至1945年底止，计军官、佐已经调整官位者，共265 641人。[6]至此，人事渐入正轨。

抗战时期，陆军各级干部的来源，除了晋任以外，尚包括分发、介绍、甄选、自行申请等数种。其中甄选和自行申请两种用人方式，使用甚少，而以分发和介绍为主。由于此时国军人事制度尚未上轨道，不少官长以某一地区、派系或历史为用人范围。以下拟就分发、学缘、业缘、地缘等主要来源，略作分析如下。

第一，分发：各级军校毕业分发工作，系由主管机关（军训部或军令部）根据需求单位的申请，指令学校统一办理作业。需求单位包括机关、学校及部队，部队又分野战、后勤及特种部队，因其任务不同而驻地有异，有的在前方，有的在后方；有的在敌后，也有的在千里之外。抗战时期，军令部通常先就各需求单位所请求分发人数，予以核减分配，其余则平均分发至各战区，由各战区按所属需要情形，酌予分配。[7]抗战初期，由于中、下级军官缺乏，各级军校毕业生供不应求，各单位往往需要利用特殊关系，方能获得较多的分发名额。如抗战爆发后，丁治磐的第四十一师由于基层干部不足，即曾通过江苏同乡中央军校教育长陈继承的关系，多分配到一些军校毕业生。[8]又如1939年元月，中央军校第二分校（校址湖南武冈）第十四期学生1 316人毕业。[9]当时驻在湖南的陆军第二预备师长陈明仁，以初级军官不足，乃通过第二分校主任李明灏的师生兼同乡关系[10]，获分发80人至该师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