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太学（第3/6页）

博士们所教的，太学生所读的，除了经文之外，还有附生于经文的注疏。这些注疏，便构成所谓的经学，经过一代又一代解经者的添加增补，已经变得无比烦琐复杂，成为一座座庞大的迷宫。

拿刘秀所学的《尚书》为例，光解释其中的“尧典”二字，一个名叫秦延君的经师就可以讲十几万言。也就是说，仅“尧典”两个字，就足够他讲上一个学期。还是秦延君，解释“曰若稽古”四个字，洋洋洒洒又是三万多言。你说，你搞得赢吗？

类似秦延君这样变态的经师，比比皆是，似乎不把经文解释得天花乱坠、云遮雾罩，便不足以显示其能耐。于是乎，或牵强附会，或胡编乱造，或强词夺理，或向空而凿。一经之说，可以多至百余万言。可想而知，捧着这样的课本，学而时习之，不亦苦乎！

很显然，这样的教育，只能泯灭人的灵性，使其陷入经义的泥沼，虽欲求道：“而离道反愈远也。”

三人行，必有我师，虽然博士处无真经可取，但依然还有同学们在，彼此耳鬓厮磨、山吹海侃之间，也未尝不可获益。然而，同学们却分明也让刘秀失望起来。

在刘秀的想象之中，太学生应该是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热血沸腾，以天下为己任；他们满怀理想，不避利害；国有大事，鲠论间发，言侍从之所不敢言，攻台谏之所不敢攻。总之一句话，只需一小点火星，这群人马上就能变成易燃易爆品。或许，这些太学生毕业之后，热情渐渐耗尽，最终成为沉闷的官僚或顺从的臣仆，但至少在就读太学的时候，他们年轻过，他们张狂过，他们的太学生涯没有枉过。

然而，自王莽当政以来，太学的这种传统精神却已沦丧殆尽，始作俑者，则是一个名叫哀章的家伙。

哀章，广汉梓潼人，素无行，好为大言，在太学里默默混了N年，很不招人待见。然而，当机会来临之时，哀章只干了一件事，便彻底地发了迹。

当时，全天下的人都知道王莽想自己当皇帝，而王莽也有这个实力自己当皇帝。无奈总也找不到合适的借口，王莽只能成天憋着，憋得那是相当难受。

哀章急王莽之所急，替王莽解决了借口问题。

哀章做了一个铜匮，又分别作了一图一书，图名为“天帝行玺金匮图”，书名为“赤帝行玺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置入铜匮之中。图和书的内容，顾名思义可知，乃是以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名义，遵从上帝的意志，将皇位传与王莽。哀章制作停当，蓄意挑了某日黄昏，能见度低，便于装神弄鬼，穿一袭黄衣，披头散发，持匮来到汉高祖刘邦庙，交付守庙的仆射，没头没尾说了一句：“报于王莽知。”不待仆射反应过来，便飘然远去。

仆射恍惚之中，以为遇见了神怪奇异，不敢怠慢，连夜上奏王莽。

王莽得报大喜，拍案叫绝。他也一直在苦苦寻找称帝的借口，怎么就没想到拿刘邦来做文章呢？如果连刘邦都同意将江山相让，那天下百姓还能有什么闲话好讲？绝了，这主意绝了。

次日一大清早，王莽便率领满朝文武，浩浩荡荡开赴汉高祖刘邦庙，拜受金匮图书。拜受完毕，一回宫，立马下诏称帝。

难道哀章就这么做了活雷锋？差矣，哀章早有后着。

哀章不仅替刘邦拿了让位的主意，也替王莽拿了封官的主意。他在伪造的图书上，开了一份名单给王莽，谁谁该做四辅，谁谁该做三公，谁谁该做四将，写得一清二楚，而他哀章的名字，也堂而皇之地掺入其中。

王莽要坐实金匮图书确为神授，因此，就算知道哀章心中的小九九，也并不计较，照单全收。王莽称帝之后，封哀章为国将，美新公，列在四辅，位居上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