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〇 归国（第3/6页）

我第一次回沪时，未曾出访膺白的朋友。先住岳军嫂处，后来父亲搬家至沪，住在爱尔近路春晖里，我搬与父亲及两妹一弟住在一起。父亲十分关心时事，痛恶袁氏叛国和捧场的一批读书人。他愈关心时事，而愈嘱咐我行动小心，我几次试探膺白是否该回来，他总踌躇不放心。

从长崎回来，我问到了由日本及南洋回沪几个朋友的地址，开始去访问他们。当时与革命有关的人都住法租界，法租界比较对革命党宽松而同情，不像公共租界的袒袁。殷铸甫先生家住宝昌路（后改霞飞路）协平里，他从东京回来主持《中华新报》，我第一去访他，他给我报馆所有的新闻消息，极力主张膺白回上海，比到西南有效。他是浙江温州人，国会议员，与浙江文人较熟。举事要靠武人，而武人并不胆大，尤顾虑利害。我又到渔阳里访彭凌霄先生，他虽是江西人，但有个朋友夏钟伯（尚声）是浙江人，正在奔走浙江的事。还有嘉兴人徐忍茹等都在活动，都在焦灼。见我，众口同声要我电止膺白入滇，而即返沪。我估量形势，浙江倘能早日明示护国态度，则足以震动长江流域，缩短战祸而促袁之早亡。膺白于此，若可尽一臂之力，则不虚此归。遂将详情报告他，他复电即日返沪。

我后悔未劝父亲住法租界，后来可以省不少事。当性仁与我商觅屋地点时，我们想着父亲曾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熟悉北火车站附近地区，回嘉兴亦容易。看到春晖里，房子虽旧，天井厢房尚宽畅，父亲步履未复元，住楼下，此甚合适。还有那“春晖”二字非常打动我们，母亲去世后的父亲，慈爱真如我们的春晖，故此决定下来。

接膺白回沪讯后，我自己必须在法租界觅屋，瞒着父亲，瞒着弟妹，我每天一个人跑。为保密，出门先步行一段路，每次在不同地点雇黄包车，我本不熟路径，法租界有许多新开的路，车夫亦弄不清。我常谨慎，未到目的地而先下车，因此走得多，费时间亦多。铸甫嫂郑惠昭曾和我为先后同学，这次我得她帮忙甚多，亦常到她家里息足。我顶得协平里一个葡萄牙人的屋，不向经租处过户，由她接洽而成。初搬的几日不能自举火，吃她家的饭。她夫妇为瞒我们姓名，让孩子们呼我为“姨”，后来膺白到，只称“伯伯”。我们一生朋友中，只殷家的后一辈给我们如此秃头不加名姓的称呼，怕至今连他们自己都不知所以然。那葡萄牙人背约将水电割断，我不能不自到电气公司请接线。当时朋友们化名均用太太的姓，一猜即得，于是我不言姓沈而言姓孙，一个职员见我所开地址，说早上有人来过说是姓沈，原来铸甫先生已经代我去过了。患难中有这些友谊。

我把协平里的屋布置得像个家的样子，法租界虽对政治稍宽，然于治安并不放松，没有家具最易受注意。我想要连邻居都瞒过，到北京路旧货店把一楼一底家具买全，一百多元，吃睡起坐俱有。这点零落木器，后来我们南北搬家，都不忍舍弃，直至民九（一九二〇）再度出国，始全割爱。

膺白到沪，要与内地来客面谈，彼此都须秘密，我们又租了淮河路一所屋，离协平里不远，屋亦更小，我的堂姊景文夫妇允代管屋和传信。浙江军人周恭先（凤岐）由杭州来，在此相晤。膺白竭诚向本省有实力者陈说所见到的是非利害，劝其顺着人心，脱离势在必倒的袁政府。浙江早动则局势早决，缩小战祸。由他们主动，则一举手之劳，否则秩序一乱，地方受灾。他一再表示，只愿在外面为桑梓尽一点力，自己不想回本省做事。他所最希望的有两件事：浙江人团结——保持已有的实力，和地方秩序不乱。自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北洋军阀的兵节节南下，江苏、安徽、江西、上海，包围浙江的各省，已尽是北兵的防区。北洋军阀的坐大，和后此为祸中国的“北洋军阀”四个字，即在此时养成。南方的老百姓文弱，称为“北佬儿”，心怨而口不敢言。膺白略知南北形势，且由异国亡命归来，不由不竭力希望桑梓之邦，幸免入这腐化的武力圈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