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亡命生涯

这里我所用“亡命”二字,是从日本报上看来。日本报纸对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二次革命失败而逃亡到其国的人,称为“亡命客”,是政治意义的,和向来中国文字中所谓“亡命之徒”,含无赖意味,有关人格,性质略异。二次革命后,袁政府通缉大批革命党人。一年余来,与民国肇始有关的人,霎时不与同民国。且因当局处置严厉之故,趋炎附势或自图洗刷之辈,从而邀功。即使通缉榜上无名的人,凡与被通缉者共过事,做过朋友,亦难在本国立足谋生,不得不跟着亡命。袁世凯借革命党而得到政权,其对待革命党实非常残酷,不若革命党之对待所推倒之清廷。亦大不同于后来袁氏称帝叛国,而被“护国军”所推倒后,处置帝制余孽之宽大。这是事实。护国虽不尽革命党人所为,然革命党人纷纷回国参加,我与膺白均在其内。还有可记得的许多朋友与我们有关者,稿中或亦有涉及。

民国二年自秋至冬,大批亡命客陆续涌到日本。沿海交通方便的人先到,偏远辗转避地而至者,有在年底尚未到达。所以群趋日本的原因:一、日本乃距离中国最近惟一文化很高之国;二、中国革命党大部到过日本,或留学过日本;三、生活便宜;四、从上海到日本的船,差不多每天或隔天可有;五、当时到日本不需要护照。

忽然大批亡命客涌到,日本政府曾讨论是否容许登陆居留的问题。日本人民很多同情亡命客,政府亦赞成容许居留者占优势,故亡命而犹称为“客”。此系切身之事,是我到日本后首先注意的日本舆论。膺白与我相约,互相勉励,不使同情我们的人看不起我们。政治是一件事,成败不尽在己,人格是一件事,完全可以自己做主。在国际,人格当为国格的一部分,是我们念念不忘的事。

报端登载主张接待亡命客的日本要人,为彼邦国民党的犬养毅氏。虽然二十年后他组阁,并未能稍戢少壮军人侵略中国之势,中国人总认他是一位开明政治家,寄以改善中日邦交的希望。他亦是不幸在位被暴徒刺死的人。他的《木堂诗集》,不记得是其生前抑身后所印,有送给膺白的一部,我感怀前事,从头读过一遍,完全汉文,诗格朴古,系影印原稿。“木堂”是其号,日本人有号,是汉学气味很深的。

膺白名在第一张通缉令上,一共四人,不但悬有赏格,且注明“不论生死,一体给赏”,这样野蛮违乎法理人情之事,中国报纸没有见任何批评或议论。我保存一页影有该令的上海《字林西报》,中西文俱全,今已不存。其余三人都与膺白有深交,同为辛亥在南京、上海两处负责人物,首被注意,欲得而甘心,或者为此。四人中的三人,事先并不主张用兵,事后缄默不诮让,见解尽管不同,革命是整个的,失败或错误,共同担当。这点精神存有中国道德趣味,亦含有几微民主合作风格,应该是宝之勿失的。中国革命最初同志间,常有兄弟般友爱精神,在前辈烈士志士的信札中,常可寻出一二。与数十年后,得意时逢恶变本加厉,换一立场,即反唇相讥,振振有辞,人情不可同日语。统制法则下所养成人物,有绝对性,失意时极不易保住平衡。可惜二次革命后,有人憧憬这样组织,欲收一时之效。这趋势影响未来的国运,比二次革命本身损失更多。拟之以往,是“民可使由之”心理的复活。较之未来,与极“左”极右作风很能契合。改组亦近于极“左”极右的所谓整肃,剔掉不同的意见。

我们亡命时间,一共只有两年半,民二(一九一三)秋至民四(一九一五)冬。两年半中,彷徨心绪,寂寞异乡,仆仆道路,感觉日子很长,占可回忆的一段。尤其我,从此永不再见我的母亲,有终天之憾。出洋本是我们原定计划,膺白曾以此坚劝英士先生,并愿同行,如上章所述。然亡命滋味不同,原定路线和要参观访问的人和事,完全取消。见人家国民安居乐业生活,我们不胜羡慕。见人家国民奋斗而积之总和,累增其国之富强,我们自觉惭愧焦急。膺白日记里有“出国一步始识国字”的痛话,他不是第一次出国,亡命没有国家保护,遂更识国之可爱。我们一次闲谈:什么事可使胸怀一快?不约而同说出:跳上船回中国去。记起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诗句,十分了解其情味。亡命朋友虽静躁不问,然没有人想象做异国公民,中国书里把“养士为何”意义看得很重,父母之邦是不可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