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瓜熟蒂落（第3/8页）

着高跟鞋在马路上摇摇摆摆，是不是想不守妇道呢？”

这个军属立即哭了起来。

王缵绪言辞固然不当，可也不至于上纲上线到要撤他的职。逐王的这些人全然不管这些，反正左右是要个名义，只要目标锁定，就是躺地窖里也得让你中枪。

电文是七师长发的，根子却出在主席台，而且就在前三排——七师长分属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他们不过是在前台唱戏，后台导演的是前三排的那三个政客。

王缵绪下台，就有一个省主席让谁继任的问题，三人之中，刘文辉和潘文华都觊觎此位，但这不是想与不想的问题，而是得靠实力说话。

比大比小，潘文华最大，七师长中数他的亲信最多，里面只有一个师长是刘文辉的部下，于是便内部拟定由潘文华出任省主席。

刘文辉起了个头，结果花却没能落到他家，心里当然不爽，可是也无话可说。

在发出七师长通电的同时，潘、邓、刘三部也做了军事上的准备。七师长听命行动，不在成都的往成都集结，在成都的作战时戒备，有的师长连出门会客都改乘大卡车，车上架设机关枪，如临大敌。

四川当地顿时谣言四起，这个传某川军师长要杀进成都，那个传陈诚将派两百架飞机轰炸成都。整个大后方人心浮动，乱成一团。

蒋介石一接到七师长电文，脸色就沉了下来，说：“这几个烂师长又闹

乱子了。”

王缵绪急不可待地要与四川地方“划清界限”，是以为只要有老蒋罩着，便会万事大吉，他不知道老蒋也有很多摆不平的事。

武汉失陷之后，四川已完全成为指挥抗战的中心，以及兵源、粮源的主要供给基地，前方军事又如此紧张，哪里还吃得消再来个“七师长兵变”。

蒋介石急忙指定成都行辕主任兼重庆市长贺国光出马，由他负责找邓锡侯、潘文华，以便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稳定川局。

1939年8月12日，贺国光从重庆飞抵成都。

在七师长电文发出之前，四川的三大政客早就借故分别溜出了成都，刘文辉返回西康，潘文华去阆中绥署，邓锡侯到川东阅军。

贺国光给邓锡侯和潘文华连番发电，潘文华以防务要紧为借口没有回来，只有邓锡侯飞回了成都。

闹事不是目的，仅是手段。既然已惊动老蒋，戏也就没必要演过头，邓锡侯在成都约集众将，要他们维持地方治安，静候“中央”处理，潘文华也向彭焕章等人发出指示，告之前方正在抗战，后方不可“打响”。

七师长于是会集成都听候消息，其中属刘文辉麾下的是刘元塘。刘元塘自会理一战晋升中将后，便被调入陆军大学将官班受训三年，从陆大出来，眼界也跟着扩大了一圈，他向刘文辉提出，要求升为军长。

刘文辉把侄子视为中了蒋介石“毒”的人，

刘元塘这么一说，更有“逼宫”之嫌，因此他回答：“你要当军长，只有我让位了，可是你别想错了，军权我是不会交出来的。”

刘文辉没让刘元塘当军长，只在师长之上多给了一个团。

刘元塘很是沮丧，便把升职的理想放到了出川抗战上，整天闹着要出去打仗，到成都后就不肯再加入七师长团体：我收的不过是白菜钱，干嘛替你们去操那卖白粉的心？

倒是他的弟弟、副师长刘元琮热衷此道，替了哥哥的位置。

有人要退出，还有人要加入。王陵基出川抗战后，其四川保安处长一职由刘兆藜接任，刘兆藜已投于潘文华帐下，但他胆子小，起初不怎么敢闹事。后来一看，七师长发出了这么一个几乎相当于造反一样的电文，不仅没因此得到任何处分，还抬高了他们的地位，这下再也忍不住了。

肉熟了没味，再不插上一腿可就晚了。刘兆藜也跑去跟七师长混在了一起，大家杀雄鸡，吃血酒，结成“七加一”式的联盟。有人前来劝解，就硬邦邦地甩下一句：“一切要王治易（王缵绪的字）先下台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