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黄仁宇回忆录《黄河·青山》读后（第3/4页）

这就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官方的史料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如果它不可信，你又依靠什么资料来进行研究？黄的研究方法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学术规范。费正清教授是全美公认的中国史研究的权威，他资助黄的研究，但对黄的研究方法和观点表示怀疑和否定。黄开始试图适应这种规范，弥合分歧，但结果适得其反。黄说：“最大的障碍是，中国领域的史学家往往模仿欧洲和美国的史学家……论文题目竞相以罕见为尚，似乎主题愈难以理解，就愈有学术的原创性。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亟需探讨的广大领域完全不受重视。既然学术出版只是为了学术研究者本身，是否卓越就不在一般大众考量之内。”他对美国学术的“专业分工”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美国学者更重视他们的专业分科，经济历史学家绝不应该谈法律学，在研究中国官僚已小有进展的学者也不应该贸然踏入经济的领域，让我们尊重彼此的专长。推到极致，水管工人就不应该去拉扯电线开关。”琐细的专业划分和追求形式的研究方法，必然禁锢人的思想和视野，既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更不可能产生伟大的历史著作。当历史从司马迁、希罗多德的生动记录变成了复杂烦琐的考证和一堆图表、注释时，它也就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

于是，黄仁宇另辟蹊径，建立自己的大历史观，我们把它称为宏观历史学。在一些历史教科书中，通常采用的方式是：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几个方面罗列某个朝代的重大事件和人物，然后下个好与坏的定论。黄认为这种简单的道德评判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他指出：“在大历史中，道德标准如何适用于特定例子，必须视时间和局势而定。我们虽然厌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但又不能用道德来要求历史人物完成不可能的任务。也就是说，在原则上道德判断必须在可行性层面之前，但就优先顺序而言，又必须置于时空背景之后。”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我们现在看来很荒谬的一些历史现象，在它发生的时候必然有其产生的条件和存在的理由。而且，一些当时被否定的东西，在日后往往被认为是正确的。因此，在历史的长河中，真理总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研究历史时必须视野开阔一些，考虑的方面要多一些，评价要客观一些。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宽容的心态来看历史。

黄仁宇用一个螺旋弧线来解释他的大历史观：“将历史视为向外发展的螺旋，将螺旋弧线上向外切的箭头视为变动的道德和社会价值，带我们提升到崇高的境界。另外有一组内向的箭头和他们相抗衡，代表环境和历史因素的拉力，包括人类过去所犯的错误。历史的真实路径介于两者之间。”《万历十五年》是体现大历史观的第一部著作。黄仁宇采用一个有限的题目，描述一个多层次的社会。他抓住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张居正（政治）、海瑞（道德）、戚继光（军事）、李贽（思想），从这些人物的行为和他们所处的周围环境来分析社会。虽然涉及面很广，方法却很简单：第一，他是将历史“还原到原有的时空之下”。“各种里程碑让史学充满层次及纵深，相关事件及因素才能各就各位，如此才能看到直线的进展”。第二，他采用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叙事方法，用流畅的文笔将大量的考证研究融入叙述过程之中。这样，读者可以获得直接的启示，而不致在烦琐的考证和注解中陷入迷茫。

当黄仁宇完成了《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两部著作时，发现自己处于四面碰壁的尴尬境地。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分析中国知识分子时指出，这些人的发展是否成功，往往不取决于他的个人才能，而取决于他周围的人事关系。“士子们首先发展的是他们与其感恩戴德的老师、考官和恩主的垂直的私人关系。在横的方面，他们与同科士子、在同一老师门下受业的士子以及同一思想流派的士子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这类关系就结成了士大夫生活的庇护制网络。”不幸的是，这话也适用于美国的汉学界。一部著作的出版必须得到本专业权威人士的认可，即审稿人投了赞成票，或大学者为之作序，出版社才会接受。黄没有用传统的论文方式，因而权威人士认为它们不是学术著作，应以通俗著作的定位由商业出版社出版。而商业出版社则认为它们太学术化，没什么卖点。于是，黄陷入了被踢皮球的处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