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防部报告和反“教条主义”扩大化（第3/3页）

而编写我军战史的工作，是1956年4月彭主持军委第63次会议才决定由叶剑英、李达等组成筹备委员会，开始着手进行的。[13]后来的事实证明，编写我军战史，总结我军经验，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细致的科研工作，绝非短时期能够实现的。

彭德怀一方面积极主张反“教条主义”，一方面又尽量避免扩大打击面。他在对军事学院《关于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的批示中强调“不要追究责任”，“如果要论责任，军委的责任更大”。但是在训练总监部还是掀起了追究责任的斗争。萧克等负责人认为，军队产生教条主义的责任首先在张宗逊。萧克回忆说，张宗逊“本来在学习苏联高潮时期，曾提出了一些过火的口号，引起了不少同志的反感。这时或许是出于想摆脱些责任，挽回影响，又不切实际地夸大教条主义在军队和院校中的严重性。他把训练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都同教条主义联系起来”。[14]主持训练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在1958年7月14日军委扩大会议的检讨中也指出，张宗逊“当时在六位上将副部长中，他是唯一孤立的一个。大家对他意见很多。虽然张宗逊同志积极主张反对教条主义，可是对自己在主持院校训练工作中所犯的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却不作认真的检讨。若当时提出张宗逊同志为训练总监部部长是很少有人拥护的”。结果，虽然张宗逊于1957年9月被调离训总，回总参任专职副总长，1958年3月训总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后来演变成对张宗逊的批判会。

训总干部会议反映出一种情绪，许多人不赞成彭德怀对反“教条主义”的提法。有的干部发言要彭德怀收回他视察军事学院后给中央的报告，这样就使矛盾激化了。彭德怀在看了训总干部会议简报后质问萧克说：“你们哪里是在批斗张宗逊，就是批彭德怀嘛！”这时正值中央成都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做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对教条主义的讲话。训总干部会议反对反“教条主义”的立场得不到支持，被迫休会。而毛泽东对训总四级干部会的否定和军队内部争论的升级，导致了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反“教条主义”斗争。[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