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防部报告和反“教条主义”扩大化（第2/3页）

为了强调反教条主义问题，彭德怀又在《讲话》的基础上整理补充了一个《视察南京军区工作向党中央和军委的报告》，5月20日上报中央。经毛泽东批准后，公开发表在军内刊物《八一杂志》上。《报告》中的第二部分是“军事学院反教条主义问题”，内容比《讲话》更具体化了，指出教条主义的具体表现是“在教材和作业想定中，对于我军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于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照顾少，多半是采用了‘一长制’的精神。编写教材和作业想定的根据，没有注意我军现有的装备技术条件以及我军最近的及将来可能达到的装备技术水平，而是把苏军已经高度机械化了的装备技术条件作为依据。在战术演习中，除了注意到一般地形条件下的攻防战术之外，很少针对我国大部分沿海地区山地多、河流多、水田多的特点，忽视了我军长期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所采用的渗透、穿插、迂回、包围等战术活动，把大部分演习都设想在一般起伏地带，都设想为大规模的正面攻防战。这样教学的结果，固然一方面可以使干部取得一些现代技术条件下的战争规律知识，但是，另一方面就包含着一个危险，这便是一旦发生了战争，我们的军队就可能不会以劣势的装备去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也可能不会在山地、水网、河川地带进行作战，将使我军在战争初期遭受不必要的损失”。[9]

彭德怀的《讲话》和《报告》，对军事学院的教学和训练持基本否定的态度，把教条主义提高到战略和军队建设的基本方针之争的高度，并将《报告》在全军范围内公布，说明他把教条主义看得很严重，并且要在全军开展反教条主义。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不同意他的《讲话》，认为学院的工作一直是在军委领导下进行的，几年来成绩是主要的。学院党委在3月间举行扩大会议，做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决定》，但是对彭的定性有不同的看法。陈伯钧提出三点：①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②教条主义是实际工作中的错误；③过去的方针、口号是正确的。[10]院党委的《决定》体现了这个基调，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写为“教条主义倾向”，而不是彭提出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钟期光政委到上海向刘伯承汇报，刘伯承对彭的提法是不同意的。他对钟说：你在南昌暴动时就当红军，难道会“背叛优良传统吗？”他还说：“海、空军有什么传统？海军出航，你看宣传鼓动棚设在哪里？”南京总高级步校校长宋时轮也对钟表示：“以我为主有办法吗？经验总结又没有，教材翻身不容易，逼着公鸡去生蛋不行呀。”[11]

关于“以我为主”总结我军革命战争经验的问题，刘伯承在主持军事学院工作期间，是做了大量工作的。对于这一点，刘伯承即使是在1958年7月10日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查时，也实事求是地作了说明。他说：“在建院之初，就按照军委的指示，抓了传统教育、现代作战训练和制度正规化三个环节。”“在传统教育方面，教了毛主席著作，且经常以毛主席思想方法和中央决议整风和做思想工作，教党史、教政治工作、编讲战史，并曾经三次组织赴朝鲜学习作战经验，组织学员编出许多战例，汇集为课业之用，成立战史系主要学党史、毛主席军事著作。”他解释说，由于建院初期的教员几乎都是从原国民党旧军人中招募的，由他们来讲授、编写我军战史是困难的。对这个情况，军事学院干部部部长萧新春曾专门做过统计：1951年非党军事教员190人，占全体教员94.5%；以后逐渐淘汰调整，1957年非党军事教员131人，占全体教员21.3%。这说明军事学院正在逐步培养和加强我军干部的教学科研力量，朝着“以我为主”的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