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慎刑和恤刑

贞观四年，也就是公元630年，李唐进入国力强盛，四夷臣服的辉煌时期。那一年，农业的大丰收，让一斗米价只需三四钱，百姓安居乐业，连盗贼都似乎销声匿迹，出现了“外户不闭”的情况。

在如此大好的形势下，唐太宗再次下诏大赦天下，在赦免的人中，除了那些枉法的官吏以及受贿者外，其他不论是罪重还是罪轻，都有可能得到赦免。那一年，真正处死的死刑犯竟然只有29人。

当然，除了犯罪率确实低外，还因对待死刑犯的谨慎态度让真正被执行死刑的人少之又少。

唐太宗曾担任过尚书令，他深知作为一国之君，权力高度集中下产生的不足和危害。更知自己一时冲动下的“金口玉言”，很可能导致事实偏颇和失误，进而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唐太宗时期，在律法上，李唐仍然延续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从体制上来看，不管是诏令的起草还是审核、监督，三省官员都可互相制约，似乎很完善，实际上，这三省官员却很少能真正起到互相制约的作用，更多的时候是互相推诿或相互“勾引”，更或者只是“察”皇“颜”，“观”皇“色”行事。试想一下，当一切都以皇上的意见为意见时，即便知道皇上的意见是错了，也不敢加劝谏的话，制造冤假错案也就在所难免了。

对于这一点，唐太宗在贞观元年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了，因此才提出：“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不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苛避私隙，相惜颜面，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亡国之政。”

不过，因担心“金口”误事，唐太宗在用刑上，也就越发谨慎了，开始实施“慎刑宽法”的清明政治，每处决一名重刑犯，都要“三覆五奏”，只将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即便如此，在终审时，他还会召集中书、门下两个部门五品以上的官员及尚书一起商议，甚至为了避免冤案的发生，他还定期巡视监狱，以便给罪犯以直面皇上喊冤的机会。

这种做法，曾遭到了萧瑀等人的坚决反对，觉得身为大唐天子却去监狱那种地方，不成体统。

萧瑀自上次和侍中陈叔达在朝堂争吵，被唐太宗一气之下罢相后，心高气傲的他便大病一场，卧床不起。对于萧瑀的忠诚和能力，唐太宗还是非常认可的，知道他的所言所行，虽然固执且不讨巧，但却都是为了李唐的江山社稷着想。于是在罢了萧瑀的官不久后，又下了一道圣旨，任命萧瑀为太子少师。

萧瑀本身就是一个忠君之臣，如今见皇上给足了自己的面子，也就借坡下驴，去宫里谢恩。君臣聊得很是开心，唐太宗高兴之余，还将女儿襄城公主许配给了萧瑀的儿子萧锐。和皇上变成儿女亲家的萧瑀，自然更把李唐的江山社稷，当成自家的事来做，来想。

一次，在唐太宗和大臣谈论盗贼是要严惩还是轻判时，萧瑀又当着唐太宗的面和魏征争论了起来。萧瑀认为，只有重刑才能对盗贼有威慑力，才能让他们收手。还说重刑能让罪犯对法律持有敬畏之心。而魏征则认为，很多盗贼偷盗是出于不得已，是为了生计，因而，想要解决盗贼出没的问题，只要解决百姓的温饱，温饱解决了，盗贼自然就会减少，还说对法律持敬畏之心，不是只有靠酷刑才能做到。

两个人为此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

唐太宗怕再次上演臣子“打架”的闹剧，便说话了，他说：有些人为什么盗窃？很多时候，那些盗窃者只是因为赋税太重，加上官吏的贪婪，让他们吃不饱穿不暖，所以才会盗窃。饥饿可以让人忘记廉耻，因此，想要从根上解决偷盗问题，就要减少赋税，选用廉洁的官员，杜绝奢靡。如果人人有饭吃，有衣穿，他们又何必要去干偷偷摸摸的事呢？不去偷偷摸摸了，自然也就不需要用什么重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