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另类反贪腐

官员的贪腐，不管哪个朝代，统治者都想解决，但又都难以解决。隋文帝时期，为了加强反贪力度，他们制定了新律，针对品官犯罪，不再按“八议”规定，减刑一等治罪。然而，即便这样，贪腐依然屡禁不止。

隋文帝是非常看重吏治的，曾提出“恒令左右觇视内外，小有过失，则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赃污，因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

开皇十三年，从“晋州刺史、南阳郡公贾悉达，隰州总管、抚宁郡公韩延等，以贿伏诛”中就能看出，对于受贿的总管、刺史，都要以死刑处置。这样还嫌不够，为了防止官员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形成自己的关系网，贪腐变得隐秘。开皇十四年的时候，隋文帝又有了“上又以典吏久居其职，肆情为奸。诸州县佐史三年一代，经任者不得重居之”的新举措。同时，他还制定了派使臣持节巡察地方的治贪腐措施。当时，长孙皇后和长孙无忌的叔父长孙炽便出任过这样的使节。隋朝时素有“正直士”之称的柳或更是制造出了“持节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长吏脏污不称职者二百余人，州县录然，莫不震惧”的效果。

由此可见，隋文帝时期对贪腐的治理力度是非常大的。当然，不仅针对贪腐官吏，对于那些下属贪腐，知道且不管不问的官吏，隋文帝同样会对他们进行严厉制裁：一经查实，就地免职。

可惜，隋炀帝时期，农民起义浪潮的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让隋炀帝无暇治理贪腐，同时，由于很多时候，对贪腐的整治又都随着他的喜怒而定，因此难免会出现重罪轻判，小过严惩的局面。

也就是说，隋文帝时期的贪腐治理力度，在隋炀帝时期被减弱了，直至唐朝的建立。

唐高祖时期，虽然唐高祖李渊很想重治贪腐，可由于那时还需平定内忧外患，因而在对待贪腐上，并没有多大建树，直到唐太宗继位。

唐太宗时期，对贪腐的治理重新严厉起来。唐太宗甚至认为，治理贪腐必须要从源头抓起，因而，除了选拔官员时，需要选择廉洁之人之外，还需要在隋朝律法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一些治理贪腐的新律法。即便这么做了，对于贪腐的治理，依然让唐太宗寝食难安。

“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半夜不寐。唯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

从唐太宗的这句话中就能看出，治理贪腐，他认为首先要从管理地方上的都督和刺史抓起。因为这些人的优劣，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因此必须重视对这些地方官吏的选拔。

这也就是为什么对于这些地方的官吏，唐太宗要求由朝中大臣来推荐，并由他考察后再决定能否任用的主要原因。

当然，选拔人才时，是否廉洁很重要，可这也只是治理贪腐的第一步——预防贪腐。对于贪污受贿的制裁更不能马虎。

《唐律》中说：对于那些利用权力，将自己主管职务内的财物贪为己有的，贪绢五十匹者，处流放两千里的刑罚；对于公共财物，公为私用者，一经查出，除了所用物件要归还，并交纳庸直、赁价外，还要根据“贪绢五十匹，处流放两千里”的标准处罚；对于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的，也根据“贪绢五十匹，处流放两千里”标准的处罚；对于家属贪污，官吏不知道者，除了没收所贪财物外，还要降职，而对于那些知道家属贪污而不加以制止的官吏，除了没收所贪财物外，还要以罢官流放治罪；对于收受贿赂后，不按法理办事，受贿财物达到十五匹绢者，对收受贿赂官吏处以绞刑；对于不是主管官，但却收受贿赂帮助求情者，也要以主管官相同的标准论罪；对于集体受贿者，各自根据所收受贿赂数目论罪；对于官员事后收受贿赂的，以当时受收贿赂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