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梦醒之后：散文在“战斗”与“闲适”之间（第7/14页）

文中是含着冷嘲的，有一点战斗性，但已包含了雍容和平淡。同月他还写了一篇著名的《天足》，全文如下：

我最喜见女人的天足。——这句话我知道是有点语病，要挨性急的人的骂。评头品足，本是中国恶少的恶习，只有帮闲文人像李笠翁那样的人，才将买女人时怎样看脚的法门，写到《闲情偶寄》里去。但这实在是我说颠倒了。我的意思是说，我最嫌恶缠足！

近来虽然有学者说，西妇的“以身殉美观”的束腰，其害甚于缠足，但我总是固执己见，以为以身殉丑观的缠足终是野蛮。我时常兴高采烈的出门去，自命为文明古国的新青年，忽然的当头来了一个一跷一拐的女人，于是乎我的自己以为文明人的想头，不知飞到那里去了。倘若她是老年，这表明我的叔伯辈是喜欢这样丑观的野蛮，倘若年青，便表明我的兄弟辈是野蛮：总之我的不能免为野蛮，是确定的了。这时候仿佛无形中她将一面藤牌，一枝长矛，恭恭敬敬的递过来，我虽然不愿意受，但也没有话说，只能也恭恭敬敬的接收，正式的受封为什么社的生番。我每次出门，总要受到几副牌矛，这实在是一件不大愉快的事。唯有那天足的姊妹们，能够饶恕我这种荣誉，所以我说上面的一句话，表示喜悦与感激。

文章似破空而起，但又收束平稳。主题是对缠足恶习的严肃批判，却写得幽默而谦恭，仿佛在自责和检讨，让人在感叹其智慧的同时接受了文章的思想。

1921年，周作人还写有一篇《初恋》，回忆“引起我没有明瞭的性之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结尾写听到那个姑娘“患霍乱死了”后的反应尤其精彩：

我那时也很觉得不快，想象她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

语气非常平淡，但仔细体会，却于平淡中涌动着某种催人流泪的东西。这说明周作人倡导的“平淡”不是淡而无味，不是90年代这些阿猫阿狗的“扯淡”散文。周作人的“淡”是蕴含着无穷的“浓”的。就如同一幅立体画，不经意看去，平平无奇，可凝神向深处一看，才发现里面竟有那般奇妙的大千世界。

从1921年开始的美文建设，几年后便蔚为大观，周作人把这种文体发展到任心闲话、着手成春的境地。如名篇《谈酒》，开头说：“这个年头儿，喝酒倒是很有意思的。”然后叙说家乡做酒、饮酒的习俗，娓娓道来，如对面闲谈。接着谈到自己的酒量、酒趣，不知不觉把话题引到“喝酒的趣味在什么地方”。“照我说来，酒的趣味只是在饮的时候，我想悦乐大抵在做的这一刹那，倘若说是陶然那也当是杯在口的一刻罢。”最后却又归到“或者在中国什么运动都未必彻底成功……仍旧能够让我们喝一口非耽溺的酒也未可知。倘若如此，那时喝酒又一定另外觉得很有意思了罢？”文章以“意思”始，以“意思”终，寓意深远却又让人浑然不觉，确有大巧若拙之概。

周作人这种风格的散文带动了一个“闲话风”气候的形成。“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这种境界使许多散文作者欣然向往，它虽不是剑拔弩张的战斗，但这种“随意”、“任心”也正是“五四”精神之一种，这其实也是对文以载道的封建传统的“和平瓦解”。周作人在《喝茶》中云；“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这里有悠然出世之感。周作人似乎做什么事都有自己的一套“别趣”：“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蘋，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但这些别趣中，不难品出若干苦味、涩味，这不能说是与“战斗”无关的。人们多注意周氏兄弟中鲁迅的“痛苦”，但是标榜“闲适”的周作人真的“闲适”吗？读他的文章，似乎他很会饮酒，很会品茶，很会欣赏万事万物，很会“艺术地生活”，但他在实际生活中远没有那么风雅讲究。他所标榜的东西，或许都在表达一种向往和摆脱也未可知。即以兄弟失和事件而论，恐怕周作人心底的苦痛不比鲁迅为少吧。周作人是多么渴求“闲话”、“闲适”他的战斗是为了闲适，他的闲适却抹平不了战斗。从周作人的闲适文中仿佛能听出一个声音：“我不干了还不行吗？”但另一个声音说：“不行，让你干就得干，不干不行！”周作人前半生的散文似乎预兆了他后半生的命运，又苦又涩但却装得满不在乎，从流飘荡，任意东西……破了戒的虚竹仍然可以做高僧，知堂老人也始终相信自己是好和尚，“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只是不难看破，这里有太多的无奈和苦笑，或许这便是人生真相的闪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