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革命还是毁灭：沉重的小说（第6/10页）

在谈到创造社的作家为什么倾心于浪漫主义时，郑伯奇有一段著名的论述：“第一，他们都是在外国住得很久，对于外国的（资本主义的）缺点，和中国的（次殖民地）病痛都看得比较清楚；他们感受到两重失望，两重痛苦。对于现社会发生厌倦憎恶。而且国内外所加给他们的重重压迫只坚强了他们反抗的心情。第二，因为他们在外国住得很久，对于祖国便常生起一种怀乡病；而回国以后的种种失望，更使他们感到空虚。未回国以前，他们是悲哀怀念；既回国以后，他们又变成悲愤激越；便是这个道理。第三，因为他们在外国住得长久；当时外国流行的思想自然会影响他们。哲学上，理知主义的破产；文学上，自然主义的失败，这也使他们走上了反理知主义的浪漫主义的道路上去。”

郑伯奇的这几点归纳起来其实只是一点，就是说因为在外国住得久，所以就倾向浪漫。这样讲是不具备完全的说服力的。久住外国者甚多，为何只有创造社如此？还应从他们本人的性格、经历以及当时的时代气氛中去探究更深的原因。沈从文指出：“创造社对于文字的缺乏理解是普遍的一种事。那原因，委之于训练的缺乏，不如委之于趣味的养成。”创造社的趣眛恰与文研会的趣味形成鲜明的对比，二者共同满足了新文学市场的两极消费。沈从文又说：“到现在，我们说创造社所有的功绩，是帮我们提出一个喊叫本身苦闷的新派，是告我们喊叫方法的一位前辈，因喊叫而成就到今日样子，话好像稍稍失了敬意，却并不为夸张过分的。他们缺少理知，不用理知，才能从一点伟大的自信中，为我们中国文学史走了一条新路，而现在，所谓普罗文学，也仍然得感谢这团体的转贩，给一点年青人向前所需要的粮食。”（《论郭沫若》）有人说创造社的小说比文研会的更先锋、更现代，因为其中有现代派的手法。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实创造社的小说在另一个方面看来，是更趋俗，更大众，更富市场竞争性。泰东图书局的老板赵万公就靠出版了几本《创造社丛书》，“已够他享用一辈子”。白手起家的创造社出版部，也是很快就财源滚滚。张资平的《飞絮》，郭沫若的《落叶》，“几乎成为青年们的枕畔珍宝，人手一编，行销钜万”，以至于郁达夫在《创造月刊》发刊词内财大气粗地宣布“创造社脱离各资本家的淫威而独立”。操纵出版部业务的周全平卷了一笔钱不辞而别，竟然到黑龙江开办了农场。前来查账的郁达夫稍加整顿，出版部又复兴旺，举办了一次创造社文艺资金，悬赏1000元征求一部长篇小说。所有这些都说明，新文学小说从1921年开始，就是雅俗并进的。作为现代艺术，它既要“沉思”这个民族的历史、前途、命运，又不得不在现代市场规律制约的商品大潮中“沉沦”或是“反沉沦”。这就是现代小说所必须肩负的那份“沉重”。

也许这就是“命”吧。1921年改革后的《小说月报》第一号上有一篇叫做《命命鸟》的小说，作者许地山。作者描写缅甸世家子弟加陵和优人之女敏明由同学而恋爱，但因门第界限，遭受家长以生肖相克为名的阻挠，二人遂共赴湖水，走向极乐世界。雅和俗到底能不能结合？一定要毁灭了才能结合还是经过革命就可以结合？这篇小说所给人的“沉思”远不止是一个婚姻自由反封建的问题。1921年的小说家们提出的问题。不论隔膜、贫困、失望、苦闷，都不是当时五灾俱全的中国社会所能解决的。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怎么办”的问题，是革命还是毁灭的问题。许地山有他自己的“沉思”。

许地山1921年还有几篇小说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商人妇》写一个被丈夫抛弃十年的妇女到南洋寻夫，又被丈夫和新妇骗卖给印度商人。商人死后，她又去寻找前夫，但前夫商店倒闭，下落不明了。《换巢鸾凤》写知县女儿不爱贵胄子弟，与囚徒出身的下级军官私奔，落草为寇。而辛亥革命后，前清的贵胄子弟却成了革命军官，率队前来清剿。《黄昏后》写丈夫怀念亡妻，抚育二女，誓不再娶，背景是甲午战败和法国占据他所住的海湾。1922年许地山发表的《缀网劳蛛》写善良的妇女尚洁因搭救受伤的盗贼，被粗野放荡的丈夫因生疑而刺伤，她只身到一个岛上独立谋生，后来丈夫被基督教感化，夫妇言归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