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革命还是毁灭：沉重的小说（第5/10页）

张资平的处女作《约檀河之水》，写的也是留日学生与房东女儿的恋爱悲剧。1922年，他出版了新文学最早的长篇《冲积期化石》，借用他本人的专业——地质学的概念：“人类死后，他们的遗骸便是冲积期的化石。”这是一个缅怀往事的自叙传小说。张资平早期的自叙传小说，多写知识青年所遭受的贫困潦倒和生理苦闷，合于创造社小说创作的主旋律，但从1925年的长篇《飞絮》以后，越来越由沉重滑向轻飘。他说：“在青年时期的声誉欲、知识欲，和情欲的混合点上面的产物，即是我们的文学的创作。”（《我的创作经过》）用欲望来理解和阐释一切，使他后来的作品多成为简单的媚世之作，游离了新文学的主航道。

成仿吾《一个流浪人的新年》等作，寓意与郁达夫十分近似，几乎就是“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一句的不同注脚。不过成仿吾的强项在于理论攻防，创作非其所长。在小说创作上与几位元老有所不同的是几位“小字号”作家：陶晶孙、周全平、倪贻德等。《木犀》、《音乐会小曲》等带有独特的“新浪漫主义”色彩，虽也涉笔恋爱的哀伤，但却哀不胜美，哀而不怒，在圆润纤细的缠绵陶醉中化解了那份沉重和沉思。但这毕竟是对残酷现实的一种麻木和回避，它在艺术上满足了作者的幻梦，却在现实中要求作者偿付更大的沉沦。到了抗战时期，陶晶孙和张资平一道成了日寇的顺民。这是创造社的最大污点，此中的思想源流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周全平的小说集有1924年出版的《烦恼的网》，1925年出版的《梦里的微笑》等。风格有些徘徊于郁达夫和张资平之间，有凄婉的诀别，浓烈的感伤，也有美丽的风光，甜蜜的欢爱。周全平说：“我又时时在顾虑着一个美妙的幻想到实现了时，一定要变为无可收拾的庸俗。于是我的步法便乱了，跑了几步，又退后一些。梦是一天天的深了。”（《清寂的冬晨》）他的代表作《林中》就充分表现出作者的彷徨不决。后来周全平退出了文坛，成为在现实中漂泊的沙漠之驼。

倪贻德的小说集有《玄武湖之秋》和《东海之滨》。他对读者评价自己的作品说：“与其说它是写实，倒还不如说它是由我神经过敏而空想出来的好；与其说它是作者自身的经验，倒还不如说它是为着作者不能达到幸福的希望而想象出来以安慰自己的好。”（《玄武湖之秋·致读者诸君》）他的小说注重意境的渲染，具有古典的朦陇美和感伤美。他最佩服的同人是郁达夫，但并不像郁达夫那般自吼复自泣。

此外，那一时期写过这种浪漫抒情小说的还有《孤雁》的作者王以仁，《被摈弃者》的作者白采，《壁画》的作者滕固以及浅草-沉钟社的陈翔鹤，弥洒社的胡山源，绿波社的赵景深、叶鼎洛，武昌艺林社的刘大杰、胡云翼等。

至于“自叙传”小说的主帅郁达夫，则继《沉沧》之后，连续写下了几十篇这种形式的小说。小说中的“我”、“Y”、伊人、于质夫、文朴等，都有作者的影子，就连《采石矶》中的清代诗人黄仲则，也是郁达夫借以寄托一腔悲慨的形象。这些形象合起来，组成了一个“零余者”系列。他们穷愁潦倒，被社会正统意识所轻蔑和抛弃，身受着经济的和精神的多重压迫，既孤傲不群，又怜才自卑。通过这些形象，传达出对社会的强烈控诉，对人世的愤恨质疑。郁达夫曾对一位外国记者这样讲：“我的消沉也是对国家，对社会的。现在世上的国家是什么？社会是什么？尤其是我们中国？”不过实际生活中的郁达夫，境况要比他笔下的自我好得多，三十多岁就出了全集，稿费丰厚，坐拥书城，与爱侣王映霞在西子湖畔造了一座叫做“风雨茅庐”的别墅，二人被艳称为“富春江上神仙侣”。只是郁达夫心里总爱自愁自怜，“在常人感受到五分痛苦的地方”，他“所感到的痛苦，非增加到十分或十二分不可”。这些增加了的痛苦不是作者一人的写照，而是融合了一代青年的心声，因此自叙传小说才赢得了那么多的读者。这些读者在读自叙传小说时，并非像读黑幕小说一样仅仅满足一种窥视他人隐私的欲望，而是同时读到了自己的心声。这也是自叙传小说大量采用书信、日记的原因之一。自叙传不是自传，而是作者与读者的合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