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革命还是毁灭：沉重的小说（第2/10页）

小说劈头一句就写主人公“何彬是一个冷心肠的青年，从来没有人看见他和人有什么来往”，何彬“不但是和人没有交际，凡带一点生气的东西，他都不爱”。他偶然答复房东程姥姥的话中，道出了他的人生观：“世界是空虚的，人生是无意识的；人和人，和宇宙，和万物的聚合，都不过如同演剧一般，上了台是父子母女，亲密的了不得；下了台，摘了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哭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笑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与其互相牵连，不如互相遗弃；而且尼采说得好，爱和怜個都是恶……”这是一个尼采式的“超人”。然而这个超人作为冰心的假想敌，被冰心的“爱的哲学”轻轻一碰，就童话般地被征服了。夜晚受伤孩子的呻吟，令他“想起了许多幼年的事情。一慈爱的母亲，天上的繁星，院子里的花……”冰山慢慢消融了，冰心的话最后从何彬的口中说出来：“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

如果我们视冰心为一个天真的女人而不是一个伪善者，那么我们只能客气地说这不过是一番梦呓。每一个有母亲或儿子的人，每一个当过母亲或儿子的人，拍拍良心说一句真话，都应该承认，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绝非都是好朋友，至于儿子和儿子，则大多数也不是好朋友。这也并非是什么社会黑暗问题，即便在光明普照的“太平盛世”母亲们也天天在互相轻蔑、嫉妒、倾轧、构陷，儿子们更是钩心斗角，党同伐异。母亲和儿子之间，也并非只有爱，虐待子女、折磨子女、出卖子女甚至烹食亲生骨肉的母亲史不绝书、大有人在。这也许都是生长在深闺大院、自以为很有文化教养的女作家所真的不知道的。其实，知道这些、承认这些，既没有什么可怕的，也不等于世界就因此而不可爱。用爱的呓语把伤病者哄睡，虽可一时使之忘却苦痛，却往往耽误了真正有效的疗救。

小说史家杨义先生认为《超人》标志着“问题小说”由“社会问题小说”转变为“心理问题小说”。这一看法其实只顾及了“问题小说”的表面发展轨迹，并无严格的科学定义做基础。的确，冰心的《超人》以后的一些小说，更多地描写和渲染人物内在的烦闷情绪，但这些烦闷情绪的来源依然是“社会问题”而不是“心理问题”，人物的心理基本都是正常而非变态的，解决这些问题的药方也不是具体的心理分析和心理治疗，而是千篇一律的爱心丸。所以，冰心《超人》以后的问题小说并不是深化了，而是过分了。如《悟》中所宣扬的“神圣无边”的爱，已经充满臆造的神秘色彩，“问题小说”的衰落不振也就一步步到来了。聪明的冰心在现实的教育下悟出了自己的不切实际，她在1931年写了一篇《分》。同一产房的两个初生儿，父亲分别是教授和屠户。冰心不再吟唱“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都是好朋友”的催眠曲了，而是清醒地写出两个肉体上差不多的人之子出了产房之后，“精神上，物质上的一切，都永远分开了！”这是冰心用创作实际对旧日自我的批判。从不分好歹地爱做一团，到明智果断地分道扬镳，冰心自己早已给“爱的哲学”判定了分数。到了80年代，忽然有学界新锐批判鲁迅的“铁石心肠”，重新拉出冰心的“爱的哲学”作为救世的妙方。此论除了具有传教意义之外，实在不可当真，因为他第一不懂文学，缺乏对作品艺术水准的鉴赏力；第二不懂历史，没听说单凭爱的咒语救过哪朝哪代的世；第三不懂哲学，起码的辩证精神都没有。其实，冰心并没有这位学者所悬想得那么天使般轻柔，冰心的“问题小说”虽然问题解决得天真了点，但那问题本身已足以令人感到了几分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