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出生太迟也是一种不幸（第4/7页）

在瓦尔德海姆事件中显露的心理状态，此时仍在起作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生活在这个国家，撰写它的历史乃至这段历史对当代问题和“新”奥地利人的影响，却遭到所有政治派别和团体的抵制，这真使我油然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

德国的反应截然不同。在无数次会议上，我有机会与新老两代人的代表交谈。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有足够的勇气，谈论他们的父母，谈论他们与父母之间的冲突，谈论生活在可能身为杀人凶犯子女的恐惧之中意味着什么。本书的题目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德国的战后一代，正在试图解决罪愆与责任问题。几十年来，他们的父母告诉他们，父母不认为应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但他们，“无辜者”的子女，往往做出完全不同的反应。《明镜周刊》刊载了乔尔格·科珀写来的一封信。他今年十九岁，住在不伦瑞克。他在信中说：“我的祖父母是法西斯分子，我感到愧疚。我愧疚的是，在纳粹统治已经结束四十年后的今天，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仍然如此嚣张。”

有人指责我不给德国新一代人以机会，还要他们对其父母的行为负责。我试图向我的批评者表明，本书的题名不是我的主意，它出于我的采访对象。不是我要给这一代人强加罪名，是他们自己感到有罪。那些坚称他们没有责任的人，其态度之激烈，足以证明罪责问题给他们带来了何等沉重的负担。无论他们接受还是抗辩，他们的父母可能卷入纳粹罪行的问题，都是战后一代人寻求新的身份认同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父母一代在纳粹时代之前和纳粹时代期间所受的教育和他们对权威的顺从，有助于解释他们与战后一代人之间的巨大区别。为了理解这些四十岁上下的人和他们的子女，让我们回忆一下他们的父母受到怎样的教育：

向这一代青年人（希特勒1938年说）讲授的一切，只应是如何像德国人一样思维，像德国人一样行动。这些十岁的男孩会进入我们的组织，四年后，他们又会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在这里，他们会经历四年的锤炼。我们不会把他们交给旧阶级和争权夺利者，而会把他们立即带入党内，带入劳工阵线，带入冲锋队或党卫军，进入民族社会主义机动兵团……他们此后一生都不会离开我们。

元首这样来论述他对德国青年的教育方针：

我的教授法是严厉的。必须根除脆弱。在我的要塞中成长的青年人将令全世界恐惧。我要青年人野蛮、冷酷、崇拜权力、无所畏惧。青年人必须具备所有这些品质。他们必须能够忍受痛苦，不应有一丝一毫的软弱和温情，他们的眼睛里必须再次射出自由、威严的猛兽的目光。我希望我的青年人强健、英武。……这样，我将能够创造新的世界。

那些行凶作恶者的子女，他们的父母就是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成长的。如果已是成人，则被告知以此来教育他们的子女。此外，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那一代人得到了拯救或解放。在一本摘录了1938年到1945年间的日记的书籍中（1984年于德国出版），我们看到，人们不论其年龄或地位，都将战争的结局看作是灾难，而不是解放。对德国人来说，不管他们是儿童，是士兵，还是老年人，一个世界已经崩溃了。学校中的新老师，可能接受了新的教学大纲，却没有改变他们的忠诚。他们回到自己家中，继续缅怀纳粹时代的理想，或至少是拒绝弃旧图新或承认错误。

总之，那些凶犯及其同路人的后代，不可能对他们的父母得出正确认识，我在德国的许多次讨论中，都曾听到男男女女一再谈到他们以父母为楷模的问题。而这样做的唯一途径是接受父母的现状，不去质询他们或怀疑他们。或者，只能等待时间起作用。许多人表示，父母的死亡使他们最终如释重负。他们一旦感到不必再去捍卫自己的父母，为他们辩护，便能够摆脱他们，而无须直接面对他们。疏离和防卫使生活乃至他们与父母的联系成为可能，伴随而来的，必然会是否认问题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