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1　生活在过去的埃贡（第2/5页）

母亲是他一个同事的女儿。我不知道还能再告诉你什么，他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国社党，那是1933年，他还是柏林的一个大学生。他们想阻止犹太人上大学，就把他们的身份证拿走。他总是对我讲这些。从医学院毕业后，他很快参加了党卫军。他常说医生们从一开始就效忠于党。有些传闻甚至说，官方报纸《人民观察家》就是由一些医生交给党的。他对战时自己从始至终发挥的作用很自豪。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医生应保护和延长人的生命。崇尚民族主义的医生就是这样，在需要时甚至可以牺牲他人的生命。他说，这就是一个有政治信仰的医生和一个没有政治信仰的医生的区别。

他认为“有选择”地给予帮助和工作是他的责任。他并不认为所有的生命都同样宝贵。他和有些人不一样，做党卫军的医生并不是为了飞黄腾达。毕竟，犹太人医生被驱逐后留下了足够的空缺。他看不起那些追逐名利的马屁精，他认为他们是这场运动悲惨结局的罪魁。

他总爱说，人的行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区别只是有的行为是正义的，有的不是。比如一个士兵和一个杀人犯。两人同样杀人，但一个是光荣的，另一个则被处死。每当他说这些话时，我就坐在一边静静地听着。他不允许别人打断他或突然插话，也许他连我在听他讲话都没有意识到。他认为他是第三帝国的精英，是群众运动中一名个人主义者。在他眼中，德意志民族是一个有机体、一个整体，作为医生有责任捍卫这个机体，使它免遭疾病和灾难，去除有病的部位，并进行研究，使这一机体对未来有所准备。他不断重复这些话。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啊！为数百万人负责，是的，为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未来负责。那时他还很年轻，几乎还没有我现在大。我问自己，我该如何表示？被委以如此重任——对于一个年轻的科学家来说，还能再要求什么？你对民族社会主义随便有什么看法，但从根本上讲，它是建立在医学的基本原理之上。诸如种族、民族、居住空间、种族卫生、种族保护以及种族哲学等概念是毫不含糊的。没有医生，任何新社会都不可能建立。这些结论基本上反映了我父亲的观点。

我自然不是新纳粹分子。我甚至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些日子已一去不复返。希望恢复那些日子，肯定是愚蠢的。那将意味着，我也想看到再次失败。这个体系的失败不在于思想，而在于执行。嗯，或许也在于某些思想，但不是根本思想。每当我听到有人对纳粹时代不加区别地一味攻击，便要予以反驳。在学校时，我常常是唯一一个如此介入的人。我们有个历史老师，自称是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但他在战时不过是个孩子，如今法西斯主义不复存在，对他来说，反对法西斯并不难。这不会危及他的生命。开始时我在学校总是一言不发，心想，让他说去吧，我心里明白。但情况越来越糟。如果他说的是事实，那我们德意志就是一个罪犯加疯子的民族。我们现在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以前的敌人，现在已经成了我们最亲密的盟友。

有一次我们写作文，题目是《医师之职在民族社会主义罪行中的作用》。我心说，正中下怀。我不能让他们说父亲的坏话。我写了一篇捍卫医生的论文，用的论据都是从父亲那里听到的。你简直无法想象后来发生的事情，我被叫去见校长，我的父母也被叫去。他们吓唬我说，要开除我，要把我父母报告当局，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但是他们找不到论据反驳我，他们指责我是新纳粹分子。真是奇怪。几年前，你要不入党连邮差那份工作大概也找不到，而如今党员这个词被用来骂人了。后来他们用各种狡猾的问题引我上钩，问我是否同情土耳其人，是否参加了什么组织，是否在墙上画纳粹的“卐”。我决定一言不发，我做到了。我一个字也没说。只是当他们问我父亲是否在幕后指使时，我发火了。我有自己的头脑，我对他们说。然后又缄口不言。校长办公室照例给予训斥，这件事就这样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