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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处有了着落后，托马斯就开始到处找工作，早饭和中饭就在路边的小摊上解决。他喜欢上海牛肉汤面，端在手里，热乎乎的，里面有菜有肉。他还喜欢生煎包，喜欢巨大的锅盖揭开的那一刻，生煎包在平底锅里烤得香喷喷的，这香味伴随着芝麻香、葱香、肉香散开来，冬天的早上，蒸汽裹着香味罩住了他，让他心里特别踏实。每个礼拜，他都会抽出一天，穿上闲置的西服，走到雷都的卡萨诺瓦，去看望阿隆佐和查尔斯兄弟。他会先在那里听一会儿他们的演奏，等到演出完毕，就和他们坐下来聊聊天，那是他这段时间里最轻松愉快的时光。

可是，他身上的钱越来越少了，就算用最平民化的小吃来填饱肚子，也挡不住每天的小钱只出不进。每个礼拜三，他还会花几个铜板，买一份《上海泰晤士报》，这天的招聘版会更新。可是，上海的夜总会还在正常营业的已经没几个了，能给他提供一个合适的工作机会的，更是所剩无几。

而沪西愚园路、极司非尔路[29]和大西路[30]之间的歹土区域，经常发生暗杀等恐怖活动，又充斥着赌博、卖淫和吸毒等犯罪行为，托马斯是不予考虑的。日本人取缔了多处剧院、舞厅、夜总会，就和他们对皇家剧院的做法一样，逼得外国乐手离开各自的乐队，进入他们把持的俱乐部。在俱乐部的底层，他们摆上赌桌和老虎机，那里永远拥挤着赌红了眼的赌徒，卫兵端着枪在人群中穿梭巡逻。俱乐部的其他房间都被改造成用帘子隔开的鸦片间，或者是卖淫的处所。每次经过远东和华都这类中档俱乐部，托马斯都会被升腾的浓烟和甜腻的香味呛到。即使在Hollywood这种顶级的俱乐部里，空气中也充满了这种令人昏昏沉沉的味道。巨大的穹顶下，日日夜夜都有近一万个中国人在那里吞云吐雾，门口停着黄包车和轿车，挤得路都走不过。可是，真正的音乐却无容身之处。

城里的其他地方也不太平，虽然战斗已经结束，但是在抗日力量和日军及汉奸之间的对抗从来没有停止过，报纸以及杂志社爆炸枪杀事件也时有所闻，任何一方的人员，都有可能随时招来杀身之祸。一天，托马斯从薛华立路[31]走过，看见一群人围着一根电线杆指指点点，他凑近一看，吓了一大跳。电线杆上挂着一个人头，眼睛还睁得大大的，十分恐怖，这颗头颅，正对着法租界警察署，摆明了根本没有把警察放在眼里。头颅下面，还贴了一张告示，他看不懂上面写的字，听人说，上面写着：看看吧，这就是抗日的下场。后来才知道，被砍头的人是一位社会新闻报纸的编辑，受理调查这起凶杀案的警察收到了恫吓信，信里塞着一截剁下来的手指头。不久，更多的头颅开始在法租界各处出现，都附有警告信。虽然情势如此不堪，可托马斯还是要出门，他需要一份工作，否则就要饿死了。

他试着找过很多工作，剧院的伴奏管弦乐队、电影配音乐队和录音棚找工作他都试过，连报纸上登载的排演和陪练工作，他也去应试了，他没有放弃任何一个需要弹钢琴的机会。但是，每次前去应聘时，他都发现挤满了闻讯而来的应聘者，很多人都是高手，和他一样受过古典音乐教育，这些人中，大部分都是犹太人。

一次，他坐在一张长凳上，等待着面试。坐在他边上的就是一位犹太人，他自我介绍说名字叫尤金.希尔曼，来自于维也纳。“我们是乘坐‘劳埃德.特雷斯蒂诺’号邮轮，从热那亚过来的，”希尔曼告诉他，“整整一个月，我们都不能离开邮轮。其他游客都上下自由，无论他们是来自于孟买、新加坡、马尼拉，还是来自于香港，可我们犹太人不能离开轮船，几个小时都不行，没有一个国家肯让我们上岸，更不要说接收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