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黑帮大佬（第2/10页）

如果蒋介石政权能够控制整个中国的非法鸦片贸易，那将给他的军队提供一个巨大的、用之不竭的收入来源。这个想法一点儿也不新鲜，20年前，正是由于杜月笙向黄金荣提出的同样的计策，导致整个长江流域的三合会组织合并成一个青帮控制下的鸦片垄断联盟。蒋介石不过是想把这一策略“提升”到国家高度。1927年，在宋子文还没有答应加入新政府之前，身为财政部部长的他已经开始着手组织一个官方的鸦片垄断机构，以增加国统区的税收。在国家禁烟局（这个名字非常滑稽可笑）试图把垄断的触手伸到江苏省和杜月笙的老家浙江省之前，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那些热情过头的官员们冒冒失失地闯入了杜月笙创办的“大公司”的领地，杜月笙成立这家公司，专门负责上海周边地区的鸦片销售。南京国民政府突然在很短的时间内撤销了官方的鸦片项目，取消了政府专卖制度。杜月笙的财团便可以安安稳稳地在长江流域从事鸦片的运输和事实上的销售业务，不再受任何干扰。

蒋介石并不仅仅是因为杀气腾腾的杜月笙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影响力才在控制鸦片交易的问题上采取后退策略，他这么做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西方人强烈反对中国大范围存在的吸食鸦片现象。截至1928年，鸦片已经侵入了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贵州商会甚至把鸦片作为官方交易的标准尺度。在重要的鸦片种植区云南省，山坡上到处盛开着红色、白色和淡紫色的罂粟花，那里有90%的成年男性吸食鸦片，由于受吸食鸦片的母亲的影响，很多新生的婴儿都染上了烟瘾。

1928年10月，在因闯入杜月笙的私人领地而被迫关闭了禁烟局的一年之后，作为对各种国际抗议的回应，蒋介石在卫生部下面新组建了一个全国禁烟委员会，该委员会公开宣称将在全国范围内打击吸食鸦片的现象。委员长义正词严地宣称：“国民政府不会试图征收鸦片税去捞钱。如果你们发现政府把鸦片税作为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那么这个政府就不值得你信任。”但是，在接下来的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仅从三个省就收取了1 700万元所谓的“禁烟收入”。与盐务税相比，鸦片交易带来的收入多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为了减少青帮和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双方从事鸦片事务的人员必须小心翼翼地保持联系。南京国民政府允许海军和警察部队与青帮展开合作。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国人对鸦片的需求也超过了国内的供应能力。从上海的警方报告可以看出，1930年宋子文亲自出面与杜月笙接洽，在国民党军队的护送下，向上海运送了700箱波斯鸦片，以补充业已耗尽的中国库存。参与运输和护送的各方（包括宋子文）都得到了一笔好处费。

1931年4月，《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语调轻快的讽刺文章，内容是关于宋子文对鸦片交易和南京国民政府国库的规划：

上周，财政部部长宋子文高兴地宣布中国将实行“一项切合实际的新政策”……在宋部长看来，“切合实际”的鸦片政策不可以是一项禁烟政策。随后，财政部的官员们专程去台湾地区学习日本人的鸦片制度：政府垄断下的限售政策。如果精明的宋部长能够把鸦片栓到财政部这驾马车上，他也许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找到一种平衡中国预算的方法。

要想划分鸦片的来源、产地、运输和加工等问题非常复杂麻烦，因此最明智的解决办法就是跟杜月笙平分收入。因此，委员长与杜月笙进行了一次长谈。会谈刚开始，蒋介石首先任命这位青帮大佬担任上海首席“剿共”专员，这相当于正式给予杜月笙生杀予夺的大权。这是一个令杜月笙梦寐以求的身份，因为他当时正在忙于洗刷自己的公众形象。蒋介石和杜月笙达成协议，双方一起从事鸦片经营，青帮所有的鸦片运输和生产制造都得到政府的保护，同时，它还在政府部门任命鸦片垄断经营官员时具有否决权，并且在分配收入时也可以得到较大的份额。作为回报，青帮答应向南京国民政府支付600万元作为政府参与下一次交易应得收入的预付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