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姐妹殊途（第4/15页）

借着探访的名义，一位曾为了使革命走上歧途而给蒋介石助过力的人就传单的问题前来指责庆龄。为了表明这只是一次严格意义上的社交访问，他把自己的老婆也带去了。

这个人就是一度曾加入“左”派阵营的狂热分子戴季陶。戴季陶曾给孙文担任过多年的秘书，很早就跟庆龄熟悉。他祖籍浙江，跟蒋介石是同乡，浙江同时也是青帮力量的大本营。他研究过几天马克思主义，还为《资本论》写过一篇中文简介。他曾鼓励朋友们组建中国共产党，自己也差点儿加入，不过因为在孙文身边工作太忙，他最后放弃了。

1922年，在去四川执行任务的途中，戴季陶突然神秘地出现了精神病的症状。事情发生在汉口，好像是因为与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发生冲突，他的头部受了外伤。当时他企图投江自杀，被救上来之后，转而到佛教中修持苦行的一个支派去寻求内心的平静。1923年秋，戴季陶回到上海后，开始厌恶所有的共产党人和激进分子。杜月笙和张静江都将其视为心腹，并让他相信，救赎之道就在于发动右翼政变，并让蒋介石担任军队名义上的领袖，因为蒋介石这个人“靠得住”。

后来戴季陶突然又不再反对共产党了，并且还在孙文的广州联合政府里谋了个职位，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跟蒋介石成了同事。戴蒋两人通力合作，一起掌控着黄埔军校，对学员们进行精挑细选，悉心栽培。

右派分子对共产党和苏联之间的联盟越来越感到焦虑，于是戴季陶便出面组织了西山会议，把国民党内那些坚定的右派团结到一起，共同支持蒋介石，并把这些人一个不漏地塞进了杜月笙的口袋里。

蒋介石掌权之后，戴季陶当上了考试院院长，掌握了行政部门的任命权——对一个中国的托尔克马达[3]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实权位子。8月10日，戴季陶来到莫里哀路庆龄的家中后，进行了如下的谈话。下面是从孙夫人笔记中摘录的部分谈话原文：

经过一番颇具感情的寒暄之后，戴君便说他的身体坏极了，多次想离国远去。去年，当他打定主意要到欧洲去时，蒋介石和其他许多朋友都来劝勉共襄国家的建设工作，阻止了他许久存在心里的计划。戴君还说，他既不为金钱，亦不贪图地位，参加政府只不过是分担一份党国艰难事业的责任，而没有其他什么动机。我明白戴君是带了蒋介石的使命来探我的消息的，我打断了他，说他没能出国是很可惜的。他被我的话窘住了，默不作声……

在这当儿，戴君从他的座位上站立起来，嗫喏着像是有什么东西要给我看。同时，他的手在口袋里摸索了一回，后来取出一张折着的纸。他正要送到我手里来，我已经看清楚了。我确信地对他讲，那好像就是我发给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的、南京国民政府不许发表的电稿。

戴：“这真是从你这里发出去的吗？我真不大相信，像您这种地位，取这种态度，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这诚然是一桩很严重的事啊！”

宋：“这是唯一诚实的态度，即使孙先生处于这种环境之下，也是要取这种态度的。你散布谣言把我的电报视作共产党的捏造不免太愚蠢了。我有权可以证明，一字一句都是出于我自己的。”

戴：“共产党是要负一切罪恶的责任的，尤其是现在，共产党受莫斯科的指导，在全国制造混乱。你怎能发出这种电报来攻击政府呢？我们把私人关系搁在一边。政府对这种严重的过失，是不能忽视的。纵使政府有了错误，你也没有权利公开地说，你应该遵守党的纪律。而且这件事尤其不好的地方，是拍电报给外国人啊！这无异丢政府和民族——你自己的民族——的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