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神秘离世（第2/13页）

剩下的革命者只能靠自己了，结果有将近100个年轻的革命者当场被杀或被捕。被捕者要么被绞死，要么被砍头，就连那些已经惨死街头的人也被砍了头。

“尽管烈士们表现出无与伦比的英雄主义精神，”参加过这次起义的历史学家吴玉章写道：

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武装起义终究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任何脱离大众革命斗争的武装起义都只不过是一种军事冒险行为。同盟会领导的许多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却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它们鼓舞了数不胜数的人民大众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使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很多人感到惶恐不安。

革命领导者们对广州起义的惨败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此期间，澳大利亚记者端纳访问了宋查理的华美书馆。在书馆中，他发现这里与往常一样，聚集着一大群革命的高层领导。

查理高兴地与端纳打招呼，他笑道：“澳大利亚人有没有什么搅乱敌人的法子？”

他们不停地讨论每次起义都遇到的组织不力的问题，端纳在一旁听了一会儿，然后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说道：

反清大业实现后该怎么办？你们都避而不谈建立政府的问题。创立政府可是件大事，必须建立一个高效运转的政府。这可绝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梦想或者希望。你们必须任用那些既受过训练又有才干的人……

一位参与密谋的人摇了摇手，轻描淡写地说道：“哦，你说的那些都属于具体的问题，我想会有人关心这些细节方面的事情。”

一听此言，宋查理显得十分忧虑。

然而，此时此刻研究夺权之后政府该如何运作已经为时已晚。

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的庆龄刚升大三不久，事情发生了。

在位于长江中游的武汉三镇，驻军中一批心怀不满的军官正独自策划反抗清政府的起义。10月9日，在他们的一个隐秘据点里，一颗自制炸弹不慎爆炸了。

闻声赶来的巡捕在现场发现了各种文件资料、徽章、印章和旗帜等物品。他们迅速采取行动，袭击了位于不远处的小朝街里的密谋策划总部，逮捕了大批谋反者。一时间，武汉三镇城门紧闭，各处军营被清军包围，巡捕们拿着叛军花名册四处拿人，全城一片风声鹤唳。对那些持不同政见的军官们来说，他们面临的选择其实很简单：要么心甘情愿被捕，接受残酷刑罚；要么孤注一掷，发起策划已久的暴动。于是，有4个营的官兵突然发动兵变，并控制了武昌。总督逃到泊在长江中的一艘炮艇上。那天是1911年10月10日，后来10月10日被称作“辛亥革命纪念日”。

兵变部队缺少有效的组织。率众起义的人是当地一个名为“文学社”的革命组织的成员，他们在政坛上毫无名气，与三合会没有太大的关联，跟孙文的同盟会也没有直接联系。虽然如此，他们却在无意之中完成了他人多年来没有做到的事。10月12日，即那颗自制炸弹发生爆炸两天后，叛军成立了临时共和政府，提名他们的指挥官黎元洪担任革命军政府都督。在接下来的数天或数周之内，各省纷纷加入反叛阵营，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统治。

为了挽救自己的统治，清政府决定最后一搏，下旨召回“退隐在家”的已故慈禧太后的首席军事顾问、奸诈狡猾的袁世凯。

袁世凯算得上是一个军阀，多年来一直在清政府背后把持着军权。19世纪90年代改良之风在中国兴起之际，他组建了中国首支“现代化”军队，给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慈禧太后驾崩之后，他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但在1911年，奉召重掌兵权的袁世凯意识到这是他攫取权力的一次良机。他向叛军发起猛烈的进攻，却故意不将其击溃。他的目的是在对敌作战中取得优势，但又不至于壮大清政府的军事力量，然后坐等双方的实力一点点消耗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