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送女留学（第4/12页）

对坐在头等舱里的乘客们来说，去日本那三天的航程可谓平安无事。霭龄是头等舱里唯一的一个东方人。但就在抵达神户的前一天，坐在统舱里的一位中国人生病死了，船上的大夫说是死于急性肺炎。然而，在神户登上“高丽”号的日本检疫人员却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这是明显的黑死病症状。

日本人被黑死病吓得要命。他们要求“高丽”号在驶往横滨之前，必须从头到尾消毒一遍，船上的每个乘客也都要上岸，浸在一种药力强劲的药水里“洗个澡”。生病的伯克夫人也不能例外。

步惠廉提出抗议，他的太太是个大病初愈的病人，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然而，跟那些日本官员争辩毫无用处。

第二天，伯克夫人跟其他人一样穿上旧衣服，步履蹒跚地来到检疫站的浴室。在这里，男女被分成两拨，然后被带到里面。浴室里摆着一个个盛满药水的木盆，乘客们脱下衣服，站在盆里，有人便开始把热乎乎的药水浇到他们身上。等待衣服消毒的时候，他们每人被发了一套棉布和服穿在身上。等到返回船上，伯克夫人开始发起了高烧。

在神户待了10天后，“高丽”号终于再次起航，前往横滨。此时的伯克夫人已经病得不能动弹。心急如焚的步惠廉赶忙联系带她上岸，到横滨综合医院进行抢救。他先坐着马拉救护车把伯克夫人送到医院，然后又回来接他的孩子们。他们无法继续前行了，至少目前如此。

步惠廉向霭龄解释了当下面临的情况。霭龄必须要准时到达梅肯，她要赶上秋季学期的课程，步惠廉不想耽误她的学业。霭龄说她愿意自己一个人去。同船的还有一对监理会传教士夫妇，他们跟步惠廉是朋友，答应帮他照看霭龄。事情就这样解决了。步惠廉又回到医院，跟孩子们一起照顾伯克夫人。

霭龄不知道的是，就在她离开日本几天后，伯克夫人走完了她与病魔斗争的道路。1904年6月30日，在她39岁生日刚过去一个月后，伯克夫人离开了人世。步惠廉和孩子们把她葬在了横滨。

与此同时，“高丽”号仍然在驶往檀香山和旧金山的途中。后来，霭龄曾难过地跟步惠廉提到，那时候她感到非常孤独，便到下面的船舱里去找那对传教士夫妇。快到他们舱门口的时候，霭龄听到了他们的谈话。“离开这样一个地方真的是一种解脱，”那位女士说道，“我真是烦透了那些肮脏的‘中国佬’和那些可恶的日本佬。真希望能在家里多待些时间再见到他们。”

霭龄匆匆返回了自己的房间。

对其他乘客来说，“高丽”号上唯一能引起他们注意的是美国记者杰克·伦敦。杰克·伦敦刚刚报道完在满洲里发生的轰动全球的日俄战争，脾气暴躁的杰克·伦敦曾因为心生厌倦，揍了一个日本马夫一顿。为此他差点儿被日本指挥官送上军事法庭。不过，事情最后以他被从朝鲜驱逐出去结束。有这么一个名人在场也提不起霭龄的兴致。杰克·伦敦与日本人的这段接触经历更增加了他对东方人的恐惧和厌恶，他更加坚定地认为，西方正面临着一场“黄祸”。在亚洲人和其他种族的人眼里，杰克·伦敦“首先是一个白种人，然后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不幸的是，他的观点在美国越来越有市场，西海岸一带尤其如此，其中又以旧金山为甚。

剩下的旅程，霭龄除了与一个年轻的美国女士聊天之外，其余的时间都是一个人待着。那个极富同情心的美国女人名叫安娜·拉尼厄斯，她是在横滨上的船。由于安娜也是监理会教徒，所以两人一见如故，成了朋友。安娜一直在日本传教，此次是第一次休假回国。在檀香山短暂停留之际，两人一起登岸游览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