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财务总管（第3/6页）

不过，接下来的几周里，当查理和卡尔私下讨论他此行的真正目的时，戈尔曼并没有在场。在卡尔那摆着真皮躺椅、书架和油画的书房里，查理向卡尔讲述了数次失败的武装起义的详细情况，讲述了清政府对被捕革命者实行的野蛮暴行。考虑到卡尔的为人，想到大批的人被砍头、活埋、绞死，或者凌迟处死，他一定会火冒三丈。作为孙文财务方面的主要负责人，查理坚定地认为，历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经费不足。组织遭到打击，经费被削减，义军仓促举事，最终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们的目标是把中国从专制政治下解放出来。如果革命成功，无数的中国人将摆脱农奴身份，获得新生，基督教也就会有机会繁荣壮大。现在的形势对他们很不利。不过，只要能解放中国一隅，他们就能获得大量本国资金。富有的海外华人也会对革命越来越有信心，数百万美元的经费就有了下落。最终，革命将会靠本国的财力继续下去。

外面的大街上就有朱利安·卡尔自己开的银行，他随时可以提取大笔的巨额款项。美西战争期间，他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就花掉了十几万美元。实际上，美西战争跟他个人没有丝毫关系，但坐在面前的宋查理是他终生的门徒，是他自己教区的基督教领袖，是一场解放全世界1/4人口的斗争的主要策划者。

虽然戈尔曼后来并没有发现朱利安·卡尔和宋查理之间有任何财务往来——连提出资助的请求他都没见过，但他仍然坚信，将军一定给过查理一笔相当可观的经费。这符合卡尔的一贯作风。

达勒姆之行结束后，查理又乘火车北上纽约，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之中。他与那里的美籍华人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募捐经费的事情还是谨慎为妙。他就像一条在浑浊的河水里游荡的大鲤鱼，除了水面偶尔泛起的浪花表明他来过之外，再无其他痕迹。

在纽约，他的连襟温秉忠已经给他铺平了道路。温秉忠在革命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奇怪的角色。表面上，他是慈禧太后信赖的教育顾问，实际上他却有着双重身份。跟他的连襟牛尚周一样，他也为宋查理敞开了大门，进一步说，是为反对朝廷的共和派敞开了大门。温秉忠和牛尚周都是上海政府中的权势人物，他们占据着令人羡慕的职位，就像资助西班牙政府的富格尔和韦尔泽等德国银行业家族一样，在纽约，温秉忠为查理打开了金融界的大门，把他介绍给各位华人社区领袖和华人银行家。

返回上海后，查理向同盟会的财务部上交了200多万美元的资金。这个数字得到过很多资料的确认，曾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施肇基1936年在杜克大学的演讲中也提到了这个数据。可以肯定，其中的一部分是由很多人捐赠的，但种种迹象表明，最大的一部分应该是从他的老朋友兼恩人朱利安·卡尔那里得到的。

由于1905—1906年在美国的筹款活动取得成功，宋查理被任命为同盟会财务总管。以前他只是兼任这方面的工作，而现在已经正式负责革命活动的经费保障了。此外，他还继续担任孙文在上海同盟会总部的执行秘书，用自己口袋里的钱供给孙文的个人花销，主要是确保在任何情况下孙文的革命活动都不能中断。

自1907年起，在清政府持续的外交压力之下，孙文不停地从一个国家流亡到另一个国家，他的行踪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流亡者的生活是艰难的，但他总能受到女人们的热烈追捧，每到一处都有女士设酒宴招待他。他擅长燃起那些离开祖国多年的人们的激情。很长一段时间里，孙文获准可以在日本自由活动。但是，由于到日本的中国激进分子越来越多，到了1907年，日本政府渐渐感到不安，于是便给了孙文一笔钱，礼貌地请他离开日本。于是，他便去了印度支那，在河内和西贡的大型华人社区继续谋划革命。他得到了同情革命的法国殖民当局的支持。法国殖民当局通过在中国进行鸦片贸易获取了丰厚的利润，此外，它还与上海法租界的秘密会社保持着利益关系。在红河和湄公河的上游活动着多支中法混合军队，主要从事货物走私，并从当地山民部落手中收购生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