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帷幕拉开（第3/8页）

长久以来，英国鸦片商一直竭力鼓吹这场战争，因为他们是战争的最大受益者。一支以配有32门火炮的“涅墨西斯”号明轮船为首的英国舰队开到中国，轻松打败了清政府的海军。丧权辱国的清政府不但支付了巨额赔款，还对英国开放5个通商口岸，给予英国“领事裁判权”，即英国在华侨民的一切事务均不受中国司法管辖。

根据条约[3]，新开放的5个通商口岸中，上海是一颗耀眼的明珠。在英国人大批进入之前，那里不过是一块又脏又乱的租借地。马德拉斯炮兵部队[4]的乔治·巴富尔上尉是第一位驻上海的英国领事，随他一同前来的还有一名翻译、一名外科医生和一名办事员。巴富尔把基地设在上海县城北门外靠近黄浦江的地方，因为那里最适合船舶停靠。

巴富尔说：“我们的海军可以开到那里。看到舰队，他们就会明白我们的实力如何。如有必要，还可以当即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的厉害。我们的目标是全面控制整个长江。”

上海不仅位于长江农产品运输的咽喉之地，还通过运河、湖泊与有“丝绸之都”美誉的苏州相连，沿京杭大运河还可直达北京。中外各种贸易品在此都可自由进出，畅通无阻。

刚开始，外国人移居此地的速度并不快。只有为数不多的传教士和商人在精明的中国买办陪同下来到这里。通过协商，美国与清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给美国人单独划出一块租界，并给予其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一位名叫吴利国（本名：亨利·沃尔科特）的美国领事在苏州河北岸升起星条旗。由于先来此地的英国人连旗杆都没有竖起来，因此，这可以称得上是有史以来在上海升起的第一面外国国旗。醒过神来的巴富尔领事急忙在苏州河南岸挂起联合王国国旗，并把领事馆建在了那里。后来，美国请求英国帮助处理租界内的治安和其他事宜，最终导致两块租界合二为一，变成公共租界。法国人则置身其外，在江边建立了自己的租界。

最初来这里的美国人大都是满腔热情的传教士，商人则几乎没有。他们当中大多是坚持宗教极端主义的清教徒，拥有《圣经·新约》里描述的种种美德。“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他们乐观地认为，“只要用基督精神稍加点化，即可崛起于亚洲民族之林，其前途不可限量。”

曾经的纤道上建起了一排货栈，或者可以叫作“洋行”，即今天的商铺。楼上是大班及其助手们的办公室。这些人极能吃苦耐劳，他们远道来到亚洲，首要目的是中饱私囊，然后才去顾及公司及国家利益。他们都没有携带女眷。彼时的上海，还不是淑女们能待的地方。

大班们在那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们的生活起居都模仿英国的乡下绅士，日子过得十分悠闲。他们日上三竿时才起床，饱餐之后，再到洋行里查看一下由他们本国业务经理保管的账目。之后稍事休息，再配着英国麦酒和荷兰杜松子酒吃一顿丰盛的中式午餐。午饭后，他们往往会跟三五好友一起来到阳台，一边品着威士忌和雪茄，一边看江边装卸货物的场景，直到晚饭时刻。晚宴的特色酒菜包括西班牙雪莉酒、法国红葡萄酒和苏特恩白葡萄酒，以及精心烹饪的中国鸡鱼、进口烤牛肉和羊羔肉，再配上印度咖喱、各式点心、奶酪、香槟、咖啡和雪茄。他们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希望成立一个俱乐部。

上海逐渐繁荣起来。强盗掠夺式的资本主义占据了上风，奸商四处横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杀人越货及尔虞我诈之辈层出不穷。当时有一句话说，区别罪犯和资本家的唯一方法，是看他们的钱袋有多大。对怡和洋行的渣甸和合伙人马地臣来说，颠地洋行（又称宝顺洋行）的兰斯洛特·颠地及其合伙人比尔是第一个真正具有威胁的对手。这两家洋行都使用快速帆船到加尔各答或香港提取邮件，然后向北疾驰，赶在那些慢吞吞的英国邮轮之前回到上海。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比那些新出现的潜在对手提前一两天获知欧洲最新的商业情报，然后果断出手，大赚一笔。当时知名的美国洋行有旗昌洋行、琼记洋行、魏特摩洋行、同孚洋行和森和洋行。它们之中，老牌鸦片商旗昌洋行的实力最强，其后台是声名显赫的美国三大商业家族：罗斯福家族、德拉诺家族和福布斯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