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辛亥革命的若干问题（第2/12页）

1.国家和政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代表两种不同的事物。但是，在一定的任期内，政府又是国家的正式代表。政治学的一个常识是：为了保障公民的自由，必须限制政府和军阀为所欲为的自由，即独裁专制的胡作非为。对一个社会生活尚未现代化的国家来说，这是特别紧迫的历史任务，是“反封建”的基本内涵。提出“国家自由”作为奋斗目标，为有些人有意无意混同国家和政府，建立专制政体服务。马克思早就嘲笑过“自由国家”这样的概念的荒唐，我们应该坚决与荒唐划清界限。

2.不讲个人自由是专制国家的基本特征，又是国家贫弱的根本原因。对一个国家说来，没有自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顶多是沙滩上建大厦，终有一天像苏联那样垮下来。对中国人来说，回顾一下大清帝国以来剥夺公民的经济自由、扶植官僚经济带来的恶果，就不用多说什么了；没有政治、言论、学术和居住等方面的自由造成的伤害，更用不着细说。

在19、20世纪之交，由于义和团杀洋人和本国教徒，摧毁铁路、电线、洋学堂等一切外来事物，加上清军围攻外国使馆，招致外敌入侵，北京、天津等地给八国联军占领了，国家陷入任人宰割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朝野上下才觉悟，认识到中国一定要变，不变不行。怎么变呢？早在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已经提出：“外需和戎，内需变法。”所谓“和戎”，就是要遵守国际法和同外国签订的条约，跟外国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为变法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这本来是稍具理性的人应有的常识：你是弱国，没有力量迫使列强立即废除不平等条约，就只能卧薪尝胆，致力改革，为日后收回利权准备条件。不顾力量对比，立即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既爱国，又革命，可爱得很！但会招来进一步丧权辱国的大祸。这是稍具理性的人都懂得的常识。令人惊奇的是：20世纪90年代，居然有人跳将出来，出卖良知，向常识开战，大骂这是鼓吹卖国投降的自由化观点！20世纪尚且如此，19世纪70年代，更是除了几个无权无勇的先觉之士外，没有人支持和响应。其实，太平天国失败后，被清政府任命为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和署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在1864、1865年就先后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到了清末最后的十年新政期间，这个变法才真正开始。变革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原来走的是官办路线，什么都是政府出钱办，而凡是官办的企业，绝大部分是效率低下和亏本的。这是19世纪“洋务运动”的很重要的经验教训。到了新政时期这方面就打破了，实际上甲午战争之后已经开始改变，不再走官办路线，到了新政时期官办的企业已经不多了，反过来支持私人资本发展。原来办一个企业是要经过各级大官的批准，甚至要报到朝廷去批准。刚才我讲的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个驻外国的公使，他从英国回来以后曾经联合湖南的士绅，想办小火轮公司，从长沙到武汉的小轮船。打过三次报告，张之洞都拒绝批准，“不行，不合国情”！经济上没有自由，更加不要讲政治了。到了新政期间就放开了，不但支持一般人创办企业，而且支持商人自己组织起来，组织商会，这个事也起到很大作用。那个时候的商会是真真正正商人自己的组织，什么事都是自己商量决定，而且好多地方还办了很多公益事业。消防事业（救火会）那个时候由商会办。另外，商会还有自己的武装——商团，维持社会秩序。工商登记也通过商会，商会的权力很大。有了经济自由，经济上慢慢发展了，新政时期还开始修改沿用几千年的法律。先是废除大清刑律中过于残忍的肉刑、酷刑；进而请日本的法学教授来帮忙修改法律，实际是把大陆法系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全套移植过来。民法、刑法、民事刑事诉讼法，以及各种各样的经济方面的立法，颇具规模；而且立宪工作也开始了。这个移植法律的过程就是观念变革的过程。其中一点是要把整个法律从原来以家族为本位转到以个人为本位。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就知道有个人“隐私权”这些观念，从整体上来讲，到20世纪90年代，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才慢慢知道还有个人“隐私权”。但这些在清末制定的法律里面已经有了，有好些具体规定保护这些权利。甚至婚姻自由也开始写进法典。我曾经做了个比较，那个时候定的关于结婚的规定，跟《拿破仑法典》相比差不了多少。所以说观念慢慢在变了。139 但是牵涉到皇帝、皇族的问题，有关法律还是不平等。辛亥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有皇帝了，法律上变成了人人平等了。辛亥革命在其他方面有没有贡献呢？即使有，贡献也不多了。所有其他方面做得好的地方，清末新政都已经开始做了。比如发展经济、继续完善法治，这些都做了。所以这些方面是新政的延续，新创的东西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