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辛亥革命的若干问题

首先要谢谢大家周末的晚上来听这个很偏的题目。我想，辛亥革命的过程等一般人知道的就不用讲了；要讲的大致上是我认为有争议的问题，或者我认为需要特别突出介绍一下的情况。

我一直做中国19、20世纪的历史的研究，20世纪主要做1949年以前那上半叶。做这个研究特别是最近十来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民主、法治、自由、宪政、现代化的路走得那么坎坷，那么弯弯曲曲，到现在还是一个奋斗目标？我想，这也是许多中国人希望得到比较确切答案的问题。辛亥革命研究应该与这个大背景联系起来。

辛亥革命令中国一夜之间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名义上非常先进。日本是现代化强国吧，但是它还是一个帝国，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跟一般的立宪国不同，天皇还有很大的权力。1911年中国一下子成了共和国，在中国历史发展上占有什么地位？首先介绍一个人的评价。你们知道不知道章士钊？一般念过中学的人可能都知道。鲁迅就讽刺他是“老虎总长”。他做过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司法总长，也做过国会议员等。但是他反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二次革命”声讨袁世凯的宣言、通电就是章士钊起草的。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后曾拼命拉拢他。这就要讲到袁世凯是怎样飞黄腾达的。袁世凯讲武，不是行伍出身；讲文，没有什么科举功名，不是所谓“正途出身”。在当时，这些是很不利的条件。但是他投靠了清帝国驻朝鲜的庆军统领吴长庆，在他手下做幕僚，后来参与镇压朝鲜内部的动乱和练兵等活动，得到吴长庆的赏识和提拔。也就是说，吴长庆是袁世凯在军界和政坛得以迈开第一步的恩公。吴长庆的孙女吴弱男嫁给了章士钊。袁世凯对这位恩公的亲戚自然特别关照。辛亥革命后，他曾任命章士钊做北京大学校长，报纸都公布了，但是章士钊坚决不干。后来“二次革命”的时候，章士钊明知道这是要失败的（等一下我再说明原因），还是跟着黄兴到南京坚决起兵，反对袁世凯。几年后，袁世凯称帝，他又参加护国运动。梁启超他们在肇庆成立军务院，他是军务院的秘书长，又是两广（广东、广西）都司令部（所谓“都”就是总的意思）都司令的参谋长。他在1961年的时候写道：“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许。”136 意思是说有些人夸大辛亥革命的胜利，牛皮吹得太厉害了。

平心静气而论，辛亥革命在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上作用不大。说得简单一点，它只是换了个招牌。一个主要作用是将皇帝推翻掉了，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对摧毁中国早已僵化的意识形态有作用。原来有三纲，没有皇帝了，君为臣纲还站得住吗？站不住了。这一个纲站不住的话，整个三纲的基础就动摇了。在思想上对促进中国人的观念现代化有作用。除掉这个以外，我没有想到其他更重大的意义。

但是，思想变革也不能讲辛亥革命就是最重要的。中国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变革，从什么时候开始，谁点起这把火呢？1833年，鸦片战争前七年吧，一个德国传教士就在广州办起了中国第一份中文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传教士当然要讲点宗教，但这份杂志的基本内容是介绍现代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基本常识。它介绍英国，说英国有一个公会（国会），整个国家的基础是“人有自主之权”。它说的自主的意思是自由，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人有自由权利”。它还讲到从国王到一般老百姓都遵守“律例”，即遵守法律，遵守法治。没有这些，国家就会怎样呢？“百工废”，百业都会萧条；有了这些，就会慢慢兴旺发达起来。137 介绍英美等国，都着重从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着眼。可以说，现代思想的传播和传统思想的变革，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然后经过一代又一代外来的有识之士（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本国的思想家、留学生、驻外使节，包括魏源、郭嵩焘、王韬、严复等等，办报刊、出书、写文章，艰辛地不断耕耘，慢慢就开始变化了。特别是1895年中国给日本打败以后，掀起了第一次启蒙运动，那是以康、梁为代表的戊戌前后的启蒙。其实当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物是严复。严复在1895年提出：“国贵自主，人贵自由。”揭示国家的独立自主，公民在方方面面的自由，既是最重要的奋斗目标，又是决定一个国家盛衰的关键。他说为什么西方那么富强，而中国学西方却还是那么贫弱，差别就在“自由不自由”这五个大字！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138 仔细考量一下，以后的所有政治口号，恐怕都没有这八字箴言说得那么深刻、到位。“反封建”就是争自由，打破各种枷锁，争取经济、政治、学术、言论和居住等方面的自由。离开公民的自由这个根本去谈“反封建”，必然离题万丈。对这个基本内涵的偏离，让中国人吃尽了苦头。国家的问题则在独立，摆脱殖民地、附属国之类的不平等地位。有一个说法是要“讲国家的自由，不能讲个人的自由”。始作俑者是孙中山。这是误尽天下苍生的错误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