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玉座珠帘 第三六章（第2/12页）

开是法国领事狄隆，照会天津海关道，说明案情，要求“设法拘留”李光昭，理由是怕他逃走。孙士达很帮李光昭的忙，不但拒绝法领事的要求，而且将李光昭所送的“底单”抄了一份，随着复照一起送达，希望“公平成交”。

狄隆办事，不象美国领事署那样和平，立刻提出一件措词强硬的照会，说是“此案本拟秉公会审，兹关道据李光昭一面之词，胸有成见，只可另行控办。”孙士达还在回护李光昭，据理辩驳，但总督衙门的洋务文案，知道了这件事，颇生忧虑，因为照狄隆的照会来看，是预备向总理衙门提出交涉。是非曲直，姑且不论，为了一个商人，万把两银子货款的地方事件，搞成两国政府之间的纠纷，这办的是什么洋务？

因此，总督衙门通知孙士达，不必打笔墨官司，约集法国领事会商，和平了结。孙士达遵照命令，带着译员与法国领事署的代表，面对面坐下来谈判。无奈双方各执一词，一面说木料尺寸短小，一面说木料尺寸与合同所订相符，但合同在福州，一时无从摊开在桌子上公评，就无论如何也谈不出一个结果了。

这些情形皇帝都还不知道。李鸿章虽对李光昭异常不满，但其中关碍着“钦命”和内务府的人，能够让他付了价款，运木进京，是为上策，所以对孙士达回护李光昭，亦就听他去办，能将真相瞒得一天是一天。这样到了七月初，终于不能再瞒了。

不能瞒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李光昭的行径，虽还未上达天听，却已成了宫廷以外的一件大新闻。由此又引起修园的奏谏，除了两江总督李宗羲明请停园工，暗劝绝微行的一疏以外，南书房翰林李文田，还为此跟宝鋆起了言语冲突。

李文田原来放了江西学政，三年任满，本来要“告终养”，回广东顺德原籍侍奉老母，就因为京里有大兴土木之举，特地入京复命，仍旧派在南书房行走。有一天遇见宝鋆，李文田责备他不能及时匡救，宝鋆从那方面来说，都是李文田的前辈，受此指责，脸上自然挂不住，便这样答道：“你在南书房，亦可以讲话。何必责备军机？”

“对！”李文田也顶了过去：“此来正是如此，无劳相勉！”

这样不欢而散以后，李文田第二天就上了一道奏折，以彗星的“天灾”，说到“人害”，对内务府以及近臣太监，有极严厉的攻击，引《大学》中的话，“聚敛之臣，不如盗臣”，指“左右近习与夫内务府大小臣工，皆聚敛之臣而盗臣者也”；说“皇上以天下为家，今欲削皇上之家，以肥其家”；其“自为之计，于皇上何益？”

这样引经据典写下来，结论自然是归于请停园工。皇帝看了，学明神宗的办法，既不接纳，亦不加罪，将原折丢开了事。李文田却还师法古人“焚谏草”之义，有人问到，只说“折底烧掉了”。但同在南书房的潘祖荫是知道的，由他传了出去，颇有人见贤思齐，预备跟着上折，犯颜直谏。京中的清议，李鸿章非常注意，知道了这种情形，认为拿李光昭一案掀出来，可为桴鼓之应，大家合力做一篇热闹文章，说不定能把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兴致硬压了下去。

再有一个原因是，新任通永道英良请训出京时，皇帝面谕，转知李鸿章将李光昭所报效的木植，赶紧启运进京。当初奉旨验收，因为李光昭未付货价，验无从验，收无从收，成为悬案，此时奉旨催促，如果再无一个了结，如何说得过去？

因此，李鸿章便嘱咐文案，办了一个相当详细的奏折，将李光昭与洋商的纠纷，及与美、法领事署交涉的经过，撮要叙明，加上这么一段议论：“李光昭在内务府呈称，购运洋木报效值银三十万两，木价即浮开太多，银两亦分毫未付，所谓报效者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