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2/10页）

果然，初步显示，局势的发展，悉如预料，张作霖以孙传芳的主力守淞沪；直鲁联军守南京，而以入河南防西北军，作为奉军的主要目标。这一来，就非将挡道的吴佩孚请开不可了。

尽管张作霖函电交驰，表面询问吴佩孚的动向，实际上是请他让路，甚至表示入豫的奉军，可以归吴佩孚指挥。但有南口的经验在，吴佩孚颇具戒心，所以一再表示，自己的实力足以挡得住革命军，还不需要奉军。

但是，他的实力在哪里呢？寇英杰、靳云鹗两军，都指挥不动，而且靳云鹗反奉的态度十分强烈，甚至自行组织了“保豫军”，准备对抗张学良、韩麟春的部队。

张作霖忍无可忍，下令三、四方面军，肃清黄河北岸，渡河进占郑州。于是奉军先头部队于一月底进驻河南彰德；全部兵力五万人，由京汉、陇海两路陆续南下，前敌总指挥是第十军军长于珍，而张学良则不时往来于前线与北京之间。

三月五日，张学良到达河南卫辉，此地南滨大河，西控上党，号称天下之中，他与韩麟春召集第十军军长于珍、第十七军军长荣臻、第五军军长赵恩臻及炮兵司令邹作华等高级将领会议，决定分三路前进，于珍指挥中路、赵恩臻指挥西路、荣臻指挥东路，限一星期内渡过黄河，进逼郑州。

在会议中，张学良下了极严厉的命令：严守军纪，不碍害民扰民。原来张学良虽未正式受过西方教育，但从青年会到京奉铁路，他的外国朋友很多，颇为向往西方文明；革命军出师以来，只为部下恪守军纪，到处受到百姓的欢迎与支持，以致所向无敌，对他是个极大的启示。再细想一想，冯玉祥的部队打不散，亦是由于纪律严明；此外孙传芳的部队，军纪比较好，战斗力就比较强。奉军的装备、训练、士气都是第一流的，就是军纪太坏，以致于杨宇霆在江苏，地方上一声号召，群起而攻，不须有什么行动，就垮下来了。因此，他这一回决心要洗刷“奉军纪律最坏”的名声。

因此，这一回奉军由于黄河铁桥已断，不得不用船只渡河时，破天荒地是用相当合理的价格，雇用民船，而非蛮不讲理的征用；同时亦停止了拉伕，出价雇用伕子来运输辎重，使得河南老乡，大感惊奇。

三路泰军，由于珍所指挥的中路开始，分别在邹作华的重炮部队支援之下，强行渡河，直扑郑州，还发动了飞机助攻。同时张作霖给了吴佩孚一封电报，指责他“敌来犯境，则退让不遑；友来假道，则屏绝不许”，措词很不客气。见此光景，吴佩孚黯然退出郑州，转往豫西巩县，暂时歇足。

哪知冯玉祥的部队，已由陕西出动，而潼关守将张治公则投降了奉军；但在洛阳的所谓“镇嵩军”刘镇华部，却又响应冯玉祥。双方部队一层夹一层，形势搞得非常复杂，如果吴佩孚未离豫西，奉军不能自郑州攻洛阳的镇嵩军，张治公便有为冯玉祥、刘镇华夹击之危。因此，张学良派人持专函去见吴佩孚，信中很客气地请“吴老伯移居郑州”，实际上是要他让路。吴佩孚置之不理，韩麟春等人便老实不客气要动武了；以关云长自许的吴佩孚，变成了兵败的“刘皇叔”，栖栖皇皇地遁往南阳。

其时国民革命军的发展，真所谓“顺天应人”，大军所到，无不欢迎，以致孙传芳一败于江西，再败于福建，三败于浙江，四败于安徽，五败于江苏，三月什三日国民革命军克复南京后，于四月十八日由国民党正式发表文告，国民政府决定奠都南京；军事方面继续北伐，肃清了黄河以南，而山西的阎锡山，亦已决定与国民革命军合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奉军不能不放弃陇海退守河北。

北洋军阀，如今只剩下一个张作霖了。时移势转，他只有在两条路中挑一条走，不是退守关外，便是独挑大梁。张作霖挑了后面的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