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心腹之患，起于肘腋，侥幸敉平，但善后事宜，不仅仅止于整理军队，张作霖最头痛的是两件事，第一是地方元气大伤。奉系本来就不受欢迎，经过这一场事变，通货膨胀、益发贬值；而一向以理财见长的奉天省长王永江又因为态度上同情郭松龄，内不自安，已辞职回返金州故里，使得地方财政问题，益形严重。

第二是郭松龄之失败，主要原因是受制于日本关东军。张作霖对日本人的野心有深刻的了解；对于应付日本人，他多年来抱定一个宗旨：不亢不卑，公私分明。你要我张作霖个人帮忙，一句话，交个朋友嘛！但如果日本想在东北地方获取什么丧权辱国的利益，他总是须先透过日本顾问，设法疏解；万一疏解不成，便来个硬挺，甚至用“口说无凭”四字来作“挡箭牌”，日本人拿他亦无可奈何。

这一回关东军帮了他这么一个大忙，显然不能施展“硬挺”这个法宝。因此他越发重视“公私分明”这个原则，先派他的顾问陆军大佐町野武马到旅顺，先行致谢，同时安排他亲访旅大。

日本在满洲的军人及官员，对此都表示欢迎。他到了旅顺、大连以后，分别拜访关东厅长官儿王、关东军司令白川、满铁总裁松冈；然后将他在正金、朝鲜两银行的存款约五百万日圆，全部赠送白川，请他支配，分赠日本出力人员，他说：“日本人讲武士道精神，仗义扶倾，施思不望报；但中国人讲思义，虽一饭之恩，亦不能不报。这一回是我张作霖个人受了关东军绝大的恩惠，只有尽我个人的力量来报答。”

张作霖的这番举动，大出日本满洲的军政负责人的意外，当时竟无法作任何表示。张作霖专为办此事而来，事毕，无片刻逗留，专车返回沈阳；这番举动，干脆利落，做得非常漂亮。日本人很佩服，他自己亦很得意。

其时已是年底，国内的局势却起了变化。首先是冯系大将李鸣钟指挥以张之江一军为主力的国民军攻占天津后，冯玉祥向执政府保荐孙岳为直隶军务督办兼省长。此举引起李鸣钟的高度不满，联络了冯部的几员大将，向冯玉祥表示，天津是他们打下来的，国民二军、三军并无功劳，为什么督军、省长都给了国民三军的孙岳？

但冯玉祥有冯玉祥的打算，第一、他知道张作霖与“十省联军总司令”吴佩孚，都以他为假想敌，形势孤单，需要笼络孙岳；第二、李景林虽然失败，但实力仍在，与张宗昌合组“直鲁联军”后，定会回师反扑，那时孙岳不得不打头阵，自己则可相机行事，进退不受牵制。好在他驾驭部下，另有一套手法，只要说一声：“我辞职，你们看谁来干？”大家便都让步了。

就在这扰攘不安之际，有个新闻人物到了北京，这个人就是为段祺瑞极端赏识与尊重的徐树铮。

段祺瑞由于黄膺白不考虑后果而鲁莽发动的“首都革命”，因缘时会，得以复起执政；但整个北京都在冯玉祥控制之下。段祺瑞知道徐树铮的个性，与冯玉祥决难相处；而且冯玉祥的嫡亲舅舅，曾任袁世凯的军政执法处处长，外号“陆屠夫”的陆建章，曾因拥护冯国璋、反对段祺瑞的原因，于民国七年夏天，在天津为徐树铮所杀。有此一段深仇，冯玉祥不会放过徐树铮，所以段祺瑞不但不愿意找他来襄助，而且在十四年一月，给了他一个“考察日本及各国政治专使”的名义，厚给旅费，组织了一个相当规模的考察团，促他出洋。

徐树铮在这一年中，遍游欧美，声华甚盛；所至各国，往往由元首及当政者接见，尤其是在意大利，与墨索里尼密谈至两小时之久，即有传闻，说徐树铮已代表段祺瑞与墨索里尼达成了一个军火借款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