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2/4页）

当郭松龄发动奉变时，徐树铮已由日本回到上海，受到各界隆重的欢迎，孙传芳并特地到上海去看他，并相偕至南通访晤张謇，在在看出政局可能正在酝酿一个极大的变化。

见此光景，段祺瑞大起戒心，密电上海，叮嘱徐树铮暂时不要去北京；因为张作霖正在酝酿入关，而奉军跟徐树铮过去的合作，很不愉快，他这一去，在奉张是个刺激，会加深猜疑，于大局有害无益。

但徐树铮认为考察回国理当回京复命；同时自以为是在北洋军人中唯一具有国际声望的领袖之一，没有人敢对他有何不利的行动，因此还是不顾一切地摒挡北行。

他是带着随员，由海道赴天津的，到津那天，正值李景林兵败逃入租界，而郭松龄在大雪天逃命的十二月甘三日。有人为他向英国领事馆借了一辆汽车，直驶北京。谒见段祺瑞时，相对而跪，抱头痛哭；这一副眼泪是哭国事，还是哭段祺瑞坐困愁城的境遇，就全不分明了。

其时冯玉祥已决定要杀徐树铮了。“替舅舅报仇”自然是主要的动机；但亦不无忌惮徐树铮果真获得墨索里尼的支持而得势，中国会走上法西斯的道路，与他的亲共的国际政治路线，发生严重的冲突，宜乎先发制人的因素在内。

这个任务，冯玉祥交了给他的心腹鹿钟麟。鹿钟麟是北京卫戍总司令，要杀徐树铮很容易，问题是何以善其后？他追随冯玉祥多年，深知冯玉祥；徐树铮一死，他决不肯承认是为了“替舅舅报仇”；那一来所有的责任都会落在鹿钟麟双肩。因此行事十分谨慎，在专线的军用电话上跟冯玉祥谈了好几次，始终谈不出一个能不落任何把柄痕迹的妥当办法，因而拖了下来。

到了十二月甘九日，消息越来越坏，冯玉祥以外，奉张积极向山海关的魏益三进攻，魏部已有不支的模样，徐树铮认为亦以走避为宜，因此这天下午决定出京，通知津浦路局，代备专车，预定夜间九时离京。

就在离京之前，收到段祺瑞派急足送来一封信，打开来一看，是一张不知何人笔迹的字条，上面八个大字：“树铮不可行，行必死。”据说是在段祺瑞书桌上发现的，特地送来告警。

徐树铮付之一笑，照原定时间，带了随员上车。北京到天津二百四十华里，普通车三小时可到。过站不停的专车，只须两小时，但因兵车壅塞，每站必停。随员们心里恐慌，不断下车去催；冯玉祥的运输司令，一名撤职的师长许祥云，不断接到驻各站的联络参谋报告，感到难于应付，想了个釜底抽薪的办法，打了个电话给张之江，请张之江给尚在途中的徐树铮去一个电话，说明兵车拥挤，路线调度不开，以致耽误专车的行程，请徐树铮原谅。

冯玉祥要杀徐树铮，并命鹿钟麟主持其事，张之江是知道的；他是基督徒，为人亦比较忠厚老实，不知道鹿钟麟明知徐树铮已经出京，而并无行动，原是解患于无形的一种手法。只当徐树铮是私下逃出北京，所以很诧异地说：“咦！鹿总司令怎么没有来电话？等我问一问再说。”

一个电话打到北京卫戍总部，鹿钟麟知道事情坏了；以冯玉祥治军之严，他不敢暗示张之江装糊涂，容徐树铮过关，只慢吞吞地答说：“小徐出京，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正要向督办报告。请你先转饬各车站，尽量拖延专车的前进，等我跟督办通过电话，看他有什么指示，我再转告你。”

过了个把钟头鹿钟麟的回音来了，“督办要我转告你，等小徐的专车一到廊坊，要你即刻把他毙了，并请你连夜派人到天津，把陆承武接到你的司令部，天亮以后，督办会派专人到你司令部，跟你商办一切善后。”

张之江一听，大惊失色，嘴里不断吸气：“这么办，不妥当吧？”他说：“小徐现在还是国家的特任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