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办夷务始末》最早的使用者（第2/3页）

《筹办夷务始末》影印版1929—1930年陆续问世后，蒋廷黻率先利用这套资料进行历史研究，写出了《琦善与鸦片战争》（1931年《清华学报》第6卷第3期）等名文。此外，蒋廷黻还大力宣传这套资料的价值，希望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道光朝《始末》最先面世后，他用英文写了《道光朝中国外交的新资料》（New Light on Chinese Diplomacy, 1836—1849，载美国《现代史学》1931年第4期）一文予以介绍，后又用中文写了《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之史料的价值》（《清华周刊》1932年第37卷第9、10期合刊）、《外交史及外交史料》（1932年10月10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等文章。在《外交史及外交史料》一文中蒋廷黻写道：“外交史与别种历史不同之点，就是它的国际性质。……我们研究外交史者，在三年以前，就感无穷困难了。尤其是道光咸丰两朝的外交。关于这两朝的文件，三年以前，我们仅有《东华录》及《圣训》二书所载的不全的上谕，林文忠的奏议，夏燮的《中西纪事》，梁廷枬的《夷氛闻记》（此书尚无刊本），七弦河上钓叟的《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一小册，及徐广缙的奏议（不全）。此外如琦善、耆英、叶名琛、桂良、花沙纳、恭亲王奕诸人的文稿，均尚未出世。二等人物如宫慕久、吴健章、黄恩彤、潘仕成诸人，则更不必说了。幸而在最近三年之内，北平故宫博物院有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筹办夷务始末》出版。以先所感的欠缺虽未因有《始末》遂补齐了，但官方的文件实已补足十之七八。”作为官修的资料汇编，官方文件自然是《筹办夷务始末》的主要内容。其中道光朝自道光十六年（1836）议禁鸦片开始，至二十九年（1849）止，收录这一期间涉外事项的上谕、廷寄、奏折、照会等档案约2700余件，220万字。咸丰朝起自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迄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共收档案约3000件，200万字。同治朝自咸丰十一年七月至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止，共收档案约3600件，250万字。综计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内容，凡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如两次鸦片战争、沙俄强占东北，以及教案问题、租界问题等都有记载，确实是一个资料的宝库。用蒋廷黻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的话来说，《筹办夷务始末》的出版是“中国外交史的学术革命”。（《清季外交史料》“序”）

1932年初费正清为进修汉语和收集资料到北京进修，他一到北京就立刻和蒋廷黻取得了联系，并就如何使用《筹办夷务始末》等中文档案向蒋廷黻请教。费正清的博士论文正是在蒋廷黻的指导下完成的，他也成为最早使用《筹办夷务始末》的外国学者。历史学家何炳棣回忆1953年7月第一次见费正清的情形时写道：“我自我介绍1934年秋清华入学之时，费已赴牛津完成博士学位，刚刚错过在北平结识的机会。然后极度诚恳地恭维他是蒋廷黻之后，举世第二位学者研究引用《筹办夷务始末》的。他马上纠正我：‘是第三人，张德昌早我半年。’”（《读史阅世六十年》）与何炳棣一样，张德昌也是1930年代求学于清华，是历史系的高材生，他利用晚清档案写出了《胡夏米货船来华经过及其影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1932年第1卷第1期）等高水平的论文。虽然事隔近二十年，费正清对于当时的北京学界和自己最初使用《筹办夷务始末》的情形显然还记忆犹新。

费正清1936年凭《中国海关的起源：1850—1858》（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oustoms Service, 1850—1858）一文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哈佛执教。在以后的研究中他经常利用《筹办夷务始末》，如发表于1939年的《清朝公文的传递方式》（On the Transmission of Ch'ing Documents）一文就通过考察《始末》中的资料分析了北京和各省之间的邮政体系及其工作效率。1938年费正清在哈佛大学开设了晚清文献资料研讨班，讲课内容最终以《清季史料入门》（Ch'ing Documents：An Introductory Syllabus）为名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52年正式出版。在书中选用的二十份晚清文献中，第一份就选自《筹办夷务始末》——1870年10月18日总理衙门关于天津教案的奏折，由此不难看出费正清对这一文献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