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大门口的陌生人：抵抗的政治 （1842—1849）

六

忠良还是叛逆？

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若不杀尽汝等猪狗，便非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们一言既出，万折不回，一定要杀，一定要砍，一定要烧死汝等。汝若请人劝我，我亦不依；务必要剥汝之皮，食汝之肉，方知我等厉害也。

绅士布告，1841年6月5日[1]

1841年6月，南海、番禺的绅士发现了军事上获得成功的新公式——民之意志。夷人还怎能同他们作对？民众、绅士甚至官吏是一条心了。南方地区痛苦的内部残杀——汉奸对忠良之争——将停止，民族的灵魂将得到拯救，精神将胜过物质。[2]

民众热情的诚挚性是无疑的。在三元里事件后很久，一些爱国的乡勇仍在继续诛锄“汉奸”，袭击黄埔附近的英国船只或登岸的人。[3]绅士们要做的，就是说服地方政府：这些作法既没有错，也不是潜在的叛乱行为。请愿书雪片似地送到总督衙门，要求官府提供援助。“要知我辈素娴遗经，深知大义”[4]。领导三元里事件的举人何玉成，要求允许士人组织一个全番禺县的团练局。他向总督保证，农民深明“大义”，绅士可以担保他们政治上可靠。[5]

绅士们有以下几条理由要让团练存在。首先，保护农村地区不受无赖、逃兵、土匪的骚扰是最现实的问题。由于鸦片战争，形成了一股社会混乱的浪潮。在英军攻击广州城期间，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一位中国官员估计，城郊居民十之八九被迫逃到乡村或到旧城内避难。[6]土匪像蝗虫一样出现，他们中许多人原来是士兵。秘密会社也转为公开，虏掠、抢劫。士兵复员后，情况愈来愈糟。许多地方上的望族从而认为，只有保存团练，才能保住他们的身家、土地及村庄。[7]还有人诚信，保卫广州城不受洋人侵犯——即便不谈保卫大清帝国，要靠这种地方创建的团练。的确，八旗军队在1841年5月惨败以后，已不能起任何作用了。“今日之兵如此，则后日可知，一省之兵如此，则无下可知”[8]。此外，像何玉成那样的人也不愿意团练运动失去它在三元里之后所具有的激动人心的势头。

三元里事件后，立即开办了几个团练局。[9]但是，真正继承了这种全民皆兵作法的机构是升平社学。三元里事件中的一个不太知名的领导人——李芳，自己承担了在石井[10]重建升平社学的任务。社学原建于1764年，当时供番禺八村、南海五村之用。从那以后，年久失修，渐弃不用。但在1841年5月令人激动的日子里，社学的废墟曾是林福祥的团练司令部所在地，而现在成了当时最大的团练局。[11]到这一年底，在这个地区的一些社学里，成立了15到18个同样的团练局，它们在名义上都受石井局领导。这个团练联盟，即以其中心机构“升平社学”之名为名。李芳是真正的组织者，有一个由四名其他地方领袖组成的班子辅助他。但到1842年，这个组织名义上的首领是何玉成的朋友、声望卓著的梁廷栋。由于他的参与，地方绅士们捐银2万余两。15或18个地方团练的每一个都自称拥有近万人。[12]

这个团练联盟是如何集中化的呢？由于“外围”团练的成员是临时征集的，李芳的董事局从2万两银子中拿7000两去招募雇佣兵，以组成一个坚强的核心。事实上，李芳最后还把他的指挥部从石井移到江村[13]，在那里，他可以较容易地招募乡勇。但是，7千两银子不能维持久远。到1843年，已几乎听不到关于这个联盟的消息。但升平社学在此后的20年间，随着战争和叛乱的变动，仍时常出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只是作为一个纸面上的机构。当政府不鼓励团练时，它就没有活动，但一旦出现危机，团练局又重新开办。例如1848年时，两县的绅士捐银4000多两给升平社学，以助守城。[14]由于社学的继续存在，南海东北部和番禺西北部的农村才发展起乡村自保这样一种有生命力的地方传统，这在太平天国时期对它们很有用。更重要的是，升平社学为所有以后的团练树立了一个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