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永：未竣工的考古学重镇（第3/7页）

梁思永（左）与梁思成在考古工地。

1935年，夏鼐曾跟随梁思永参与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的发掘，他回忆说：

梁先生那时刚过三十岁，肋膜炎病愈后并不很久。瘦长的身材，苍白的脸色，显然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但是在工地上，他像是生龙活虎一般地工作着。他的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他完全忘记了身体的脆弱。白天里，他骑着自行车在各工地到处奔跑巡视。对于各工地在发掘中所显露的新现象和产生的新问题，他随时都加以注意，加以解决。他有时下坑亲自动手，有时详细指点助理员去做。那次的工作地范围广达数万平方米，分成五六个区域，但是几乎随时到处都有梁先生在那儿。四百多个工人和十几个助理员，在他的领导之下，井然有序地工作着，像一部灵活的机器一般。晚间在油灯下，他有时和工作队助理员谈谈当天发掘中的新发现，有时查阅各人的田野记录簿，有时看着助理员们剔花骨等整理当日出土品，有时和他们讨论新问题——因之时常深宵还未入睡。2

梁思永主持后冈工地，经过连续几次发掘，出土了与城子崖遗址下层文化相同的黑陶期遗物，发现了小屯（商代）、龙山、仰韶三种文化遗存上下依次堆积的“三叠层”。他观察到，后冈遗址的分布中心每次都略向东北方向移动，这大概与洹水的活动有关，因为洹水所冲积形成的三角沙洲是向东北推进的。也许，古人就是利用洹水向后冈退让的优势，完成了三种文化的依次演进。他进而推测：第一次彩陶文化的人们在西南角留下一个小土堆；第二次黑陶文化的人们在小土堆的东北方向建成一个较大的村庄，这个村庄废弃之后，后冈大致形成；第三次白陶文化的人们在黑陶的废墟上继续堆积，最后形成了现在的后冈。可见，殷墟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但二者之间也显然存在缺环；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间曾发生过密切关系。尹达后来评价道：“在河南北部这三种文化的时代序列是基本上肯定了。这好象是一把钥匙，有了它，才能打开中国考古学中这样的关键问题。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中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点。这功绩应当归之于思永先生。”夏鼐曾写道，“自（梁思永）加入殷墟发掘后，对于组织上和方法上都有重要改进，提高了我国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在野外工作中，能注意新现象，发现新问题。主持大规模发掘时，能照顾到全局，同时又不漏细节。”3

1935年，梁思永（右）在西北冈大墓接待前来参观的伯希和（法国）和傅斯年（左）。

战争爆发后，傅斯年代理中研院总干事，李济受教育部委托，调查故宫文物迁运情况。梁思永以史语所临时负责人的身份，组织全所同人携带物资自南京转长沙，再经桂林、越南海防迁往昆明。一路上，最犯愁的是历次考古发掘的物品。史语所档案中，有梁思永致湖南教育厅朱经农厅长的电文，“存件劳神安置，公私极感”；朱经农的回电却有些不客气，“存件无法起运，分别砌入地下室夹墙内。保管员穷极，汇生活费。”梁思永领着史语所同人，带着妻女，颠沛流离。每次转移，梁思永带领大家一齐动手，把二十多万册书籍和文物装成六百多个大箱，然后经由卡车、火车、木船、轮船，一站一站地押运到目的地。到达昆明后，青年研究人员劳榦、陈述写信向在重庆的傅斯年所长报告：“学生等三月十二日到滇，……此次千里长途运公家要物来此，李启生、高晓梅诸君费力甚大，梁（思永）先生尤卖力气……”但旅途劳顿并未换来长久的清静。1940年10月底，为摆脱敌机轰炸，史语所迁到四川南溪县的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