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岱峻先生的大作,既感亲切,又多感慨。

我是中研院在台湾录用的第三代:在南港的前辈,都是我的师长,对我教诲之恩,终生不忘。后来回到大陆,拜见留在大陆的前辈,他们也都厚待如子弟。这本书中的故事,在我而言,犹如家乘。

至于感慨,缅怀中研院创业之时初,人才鼎盛,风云际会,不过数年,就成绩沛然。如果没有后来几十年的变故,中国学术界的发展,可达何等境界?

本书最后一章,讨论胡适与李济二位对于学术发展观点的歧义,也值得我们深思。胡先生乐见中国在学术上有人(例如杨振宁、李政道)崭露头角。李先生则关心,如何在中国有一个发展学术的良好环境,他尤其盼望,中国人的学术工作,不受任何教条的约束和干涉。李先生的意见,应当是我们努力寻索的理想境界。

许倬云于匹兹堡

2012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