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宗教(第4/5页)

把一个中空的瓶抛在水中,水即滔滔注入,使其中本有水,外面的水就不容易进去了。这是先入为主之理,一人如是,一国亦然。佛教输入时,中国的宗教界,尚觉贫乏,所以佛教能够盛行。佛教输入后,就不然了。所以其他外教,输入中国的虽多,都不能如佛教的风行无阻。其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亦较浅。

佛教以外,外国输入的宗教,自以回教为最大。此教缘起,人人知之,无待赘述。其教本名伊思兰,在中国则名清真,其寺称清真寺。其经典名《可兰》。原本为阿剌伯文,非其教中有学问的人不能读;而其译本及教中著述,流布于社会上的很少;所以在中国,除教徒外,罕有了解回教教义的。又回教教规,极为严肃。教徒生活,与普通人不甚相合。所以自元代盛行输入以来,已历七百年,仍不能与中国社会相融化。现在中国信奉回教的人约有五千万。其中所包含的民族实甚多,然人皆称为回族,俨然因宗教而结合成一个民族了。因宗教而结合成一个民族,在中国,除回教之外,是没有的。

中国人称伊思兰教为回教,乃因其为回纥人所信奉而然。然回纥在漠北,实本信摩尼教。其信伊思兰教,乃走入天山南路后事。摩尼教原出火教。火教为波斯国教,中国称为胡天。又造祆字,称为祆教。其字从示从天,读他烟切。或误为从夭,读作于兆切,就错了。火教当南北朝时,传至葱岭以东,因而流入中国。然信奉他的,只有北朝的君主。唐朝时,波斯为大食所灭,中亚细亚亦为所据,火教徒颇有东行入中国的,亦未和中国社会,发生甚么影响。摩尼教则不然。唐朝安史乱后,回纥人多入中国,其教亦随之而入。自长安流行及于江淮。武宗时,回纥败亡,会昌五年,西历八四五年,民国纪元前一○六七年。中国乃加以禁断。然其教流行至南宋时仍不绝。其人自称为明教。教外人财谓之吃菜事魔,以其教徒均不肉食之故。案宗教虽似专给人以精神上的慰安,实则仍和现实生活有关系。现实生活,经济问题为大。流行于贫苦社会中的宗教,有教人团结以和现社会相斗争的,如太平天国所创的上帝教,实行均田和共同生活之法是。有教教徒自相救恤,对于现社会的组织,则取放任态度的,如张鲁在汉中,教人作义舍,置米肉其中,以便行人;令有小过者修路;禁酒,春夏禁杀;明教徒戒肉食,崇节俭,互相救恤是。入其教的,生活上既有实益,所以宋时屡加禁断不能尽绝。然社会秩序未能转变时,与之斗争的,固然不免灭亡;即欲自成一团体,独立于现社会组织之外的,亦必因其和广大的社会秩序不能相容,而终遭覆灭。所以到元朝以后,明教也就默默无闻了。张鲁之治汉中,所以能经历数十年,乃因其政治尚有规模,人民能与之相安,并非由其教义,则明教的流行较久,亦未必和其教义有甚关系了。火教及摩尼教流行中国的历史,详见近人陈垣所撰《火祆入中国考》。

基督教入中国,事在民国纪元前一千二百七十四年。西历六三八,唐太宗贞观十二年。波斯人阿罗本,(Olopen)始赉其经典来长安。太宗许其建寺,称为波斯,玄宗因其教本出大秦,改寺名为大秦寺。其教在当时,称为景教。德宗时,寺僧景净,立《景教流行中国碑》,明末出土,可以考见其事的始末。蒙古时,基督教又行输入。其徒谓之也里可温。陈垣亦有考。元时,信奉基督教的,多是蒙古人。所以元亡而复绝。直到明中叶后,才从海路复行输入。近代基督教的输入,和中国冲突颇多。推其源,实出于政治上的误解。基督教的教义,如禁拜天,拜祖宗,拜孔子等,固然和中国的风俗是冲突的。然前代的外教,教规亦何尝不和中国风俗有异同?况近代基督教初输入时,是并不禁拜天、拜祖宗、拜孔子的。明末相信基督教的,如徐光启、李之藻辈,并非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人。假使基督教义和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实不相容,他们岂肯因崇信科学之故,把民族国家,一齐牺牲了。当时反对西教的,莫如杨光先。试看他所著的《不得已书》。他说他们“不婚不宦,则志不在小”。又说:“其制器精者,其兵械亦精。”又说:他们著书立说,谓中国人都是异教的子孙。万一他们蠢动起来,中国人和他相敌,岂非以子弟敌父兄?又说:“以数万里不朝不贡之人,来不稽其所从来,去不究其所从去;行不监押,止不关防。十三省山川形势,兵马钱粮,靡不收归图籍。百余年后,将有知余言之不得已者。”因而断言:“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原来中国历代,军政或者废弛,至于军械,则总是在外国之上的。到近代,西人的船坚炮利,中国才自愧弗如。而中国人迷信宗教,是不甚深的。西洋教士坚苦卓绝的精神,又非其所了解。自然要生出疑忌来了。这也是在当日情势之下,所不能免的,原不足以为怪,然攻击西教士的虽有,而主张优容的,亦不在少数。所以清圣祖初年,虽因光先的攻击,汤若望等一度获罪,然教禁旋复解除。康熙一朝,教士被任用者不少。于中国文化,裨益实非浅鲜。此亦可见基督教和中国文化,无甚冲突了。教禁之起,实由一七○四年,康熙四十三年。教皇听别派教士的话,以不禁中国教徒拜天,拜祖宗,拜孔子为不然,派多罗(Tourmon)到中国来禁止。此非但教义与中国相隔阂,亦且以在中国传教的教士,而受命于外国的教皇,亦非当时中国的见解,所能容许。于是有康熙五十六年重申教禁之事。世宗即位后,遂将教徒一律安置澳门;各省的天主堂,尽行改为公廨了。自此以后,至五口通商后教禁解除之前,基督教在中国,遂变为秘密传播的宗教。中国人既不知道他的真相,就把向来秘密教中的事情,附会到基督教身上。什么挖取死人的眼睛咧,聚集教堂中的妇女,本师投以药饵,使之雉鸣求牡咧,种种离奇怪诞之说,不一而足,都酿成于此时。五口通商以后,(一)中国人既怀战败之忿,视外国的传教,为藉兵力胁迫而成。(二)教民又恃教士的干涉词讼为护符,鱼肉乡里。(三)就是外国教士,也有倚势妄为,在中国实施其敲诈行为的。见严复译英人宓克所著《中国教案论》。于是教案迭起,成为交涉上的大难题了。然自庚子事变以后,中国人悟盲目排外之无益,风气翻然一变,各省遂无甚教案。此亦可见中国人对于异教的宽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