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利·勃兰特（第3/13页）

勃：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我的表现都说明：一旦需要，我随时准备冒生命危险。我曾秘密潜回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几个月后因为他们要逮捕我，我又第二次逃亡。我前往希特勒占领的挪威和瑞典。所以我也是冒过风险的。如果用推理的方法来考虑您的问题，那么我的回答是：如果我不离开祖国而留在德国，也许我就没有同样的机会得到锻炼和成长，因而也不可能从事我在柏林时以及在那以后所从事的工作。我指的特别是我在欧洲和国际事务方面的活动。自然，任何事情都必须付出代价。我所付的代价与我的大多数同胞所付的代价是很不相同的。我的代价就是出走。是的，对有的人来说，这种支付代价的方式似乎会使他感到奇怪。所以这就成为我的对手们掀起反对我的运动的借口。我对这些人的回答是：那么，许多德国人承认我、信任我也同样是奇怪的。我说的是奇怪，对吗？我应该说妙极了。许多德国人信任一个其生活经历与他们不同的人，这是一件很妙的事情。这个人的生活经历不比他们的好，但不同。

法：勃兰特总理，我猜测您在谈论出国后付出的代价时也暗指您失去德国国籍的问题。您在丢了德国国籍加入挪威国籍时有没有感到痛苦？

勃：没有。

法：为什么？您是不是太热爱挪威了？

勃：是的，我把挪威看成是我的第二祖国。如果一个人从小就去国外，在那个国家定居，生活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而且学会了那里的语言……我很快学会了挪威语，我也学得不错。我曾多次说过，我用挪威文写的文章比用德文写的文章要好得多。过去的确如此，尽管现在有所不同。此外，当接纳你的国家使你有许多朋友时，当你彻底吸收了这个国家的文化时，你很容易做到这点，因为你也来自波罗的海……你感到你与你的同胞是不同的，你增添了一些在正常的情况下不能得到的东西。我说明白了吗？我的意思是说，开始时你失去了一个国家，而最终又找到了另一个国家。这不是今天才发现的，我一直承认这个事实。战争期间，我在出版于瑞典的一本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我为争取自由的挪威和民主的德国而奋斗，也就是为争取一个欧洲人可以在那里生活的欧洲而奋斗。”总之，加入挪威国籍对我来说并不意味着抛弃德国，或者更确切地说并不意味着抛弃我主张的德国。

法：那么我想反过来问您，您在丢了挪威国籍又重新加入德国国籍时是否感到痛苦？

勃：没有。有的国家不要求你作这种选择。要是我成为美国公民，我就不需要归还护照，最多不过保持双重国籍。在挪威没有这种先例，要么是挪威公民，要么不是。因此我痛快地归还了挪威护照。而且我非常清楚，护照不会影响一个人的立场和原有的关系。我知道我还会回到挪威去，那里仍然有我的朋友，回去后，我仍然讲挪威话。总之，我原有的关系绝不会因为我缺乏一份护照而中断。许多人的护照不符合他们的国籍。要是您问我：“难道护照不重要吗？”我的回答是：是重要的，特别是在通过国境时。但是证件的重要性经常是被夸大的。国民的身份是另外一回事。

法：这就是说，您是为了寻求国民身份，寻找祖国，战后才重返柏林的？

勃：不是。1945年秋天和1946年，我以记者身份两次回过德国。我回德国是为了报道纽伦堡审讯[2]，同时也想到各地去看一看。我被聘请去德国领导一家报纸或一个新闻社，但事情进行得不顺利。于是我的好朋友，当时挪威外交大臣哈尔瓦德·朗厄对我说：“要是你一年之内不回德国，为什么你不作为我部的成员去巴黎执行挪威的使命？”正当我准备接受他的建议时，他改变了主意。他对我说：“我认为你最好以新闻专员的身份去柏林，任务是向挪威政府提供政治情报和提出你的看法。”于是我去了柏林。很明显，柏林之行加速了我确定自身归宿的过程。而且同样明显的是，比起去巴黎，柏林之行更能使我加速这个过程。如果我到巴黎去，我可能进入某个国际组织，那起码还得有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