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奥·安德烈奥蒂（第3/14页）

安：我是一个虚伪执拗的人？如果说我执拗地去做弥撒吗，只要可能，我是去做弥撒的，这是事实。只要可能，星期五我还吃素，这也是事实。可这与执拗有什么关系？我一直就这样做，因为我出生于具有这种传统的家庭。说我在这方面从不另作打算，从不希望改变这种习惯，我可以同意。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对一个不喝酒不吃猪肉的阿拉伯人大家都说他是个多么好的伊斯兰教徒，而对一个像我这样生活的天主教徒大家却都说他是多么虚伪执拗的人，不是教徒，而是执拗的人。

法：好吧，就说教徒吧。我想知道您除了是一位笃信宗教的人外，为什么还成了天主教民主党人。

安：我可以说，这是由于德加斯贝利的原因。一次，我去教廷图书馆收集关于梵蒂冈海运事业的材料。当时，我还不是天主教民主党人。我在那里认识了德加斯贝利。他对我说：“难道您没有更有用的事情可做吗？”那时，我才19岁，是个无名小卒，我也从未向自己提出过政治选择问题。但是，德加斯贝利具有那么大的魅力，那么大的说服力。结识这位人物就像往我心中掉进了一点火星，刹那间，它引燃了那蕴藏在我内心而我却从未察觉的信仰之火。它几乎使我必然要作出那种选择。我的意思是我始终未产生过其他选择，例如，加入社会党或自由党。谢天谢地，它们对我从来没有过诱惑力。至于共产党人吗，当时我早已确信共产主义和民主是无法调和的。1943年10月16日我给佛朗哥·罗达诺的信中就谈到了这一点。罗达诺是属于天主教共产党人这一派的。我是这些人的朋友，对他颇有好感，而教皇庇护十二世[8]对这些天主教共产党人感到惊恐不安。因此，1943年初，当他们遭到逮捕时，我马上担心教皇在6月向工人发表讲话时将会不承认他们的教籍。这样做尤其将有利于那些指责他与法西斯分子勾结的人。于是，我去找教皇，但没有找到他，我给他留了一张便条：“圣父，我为几个被抓入狱的青年的事前来拜访您，谨请您不要触及这个话题……”

法：请停一下。您去教皇那里就像我去烟草零售商店那么随便吗？给他留条子也像我给我的秘书留便条那样？

安：那当然。当时我是意大利天主教学生联合会主席，经常去找教皇。天主教行动委员会的各大支部定期两个月去拜会教皇一次，在那个时期，我和他见面的机会更多。他对我很亲切、热情。当然，我没有忘记，他是教皇，我是一个24岁的学生，可是……总之，在我给他留下那张便条以后，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在后来向工人讲话时，没有提到天主教共产党人这一派的事。两周后，当我陪同我们的一些领导人去参加他的一般性接见，再次到梵蒂冈时，教皇冲着我说：“你满意了吧？”在场的人都不知道教皇讲的是什么，而我心里当然明白。我回答说：“非常满意。”啊！庇护十二世是个圣人，是一位伟大的教皇，比所有的教皇都伟大。只要站在他的身旁，注视着他，你就会感到他与众不同，最善于给人以启迪和鼓舞，是一位最杰出的人。

法：对他有相反的评价。好像他还揍过红衣主教。

安：我不知道这件事。如果他这样做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些人该揍。

法：不错，但是，你喜欢庇护十二世胜于喜欢乔瓦尼二十三世[9]，我对此感到惊诧。

安：是的。因为您瞧……总之……乔瓦尼二十三世是个爱说话的人，这使他显得平易近人。一次，我带了孩子们到他那里去，为了使孩子们不拘束，我让他们坐下后，便对教皇说：“您看了那个大柜子吗？原来都敞着，没有门，简直像个衣帽架，现在我在上面装上了门。”乔瓦尼立刻变得很亲切，举止也朴实。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举动，也就是说，它暗含着非常明确的意图……再譬如说，有一天他到罗马图斯科拉诺老百姓居住区去，原来没有安排他讲话，可是，他临时要在广场上向大家讲话，要人去找麦克风。给他送来麦克风后，他对大家说：“你们瞧，罗马是一个困难的城市，因为在这个城市里，功绩得不到承认，荣誉被授予那些并没有功绩的人。例如，说我谦卑，因为我不愿乘坐御轿。但是，我不乘坐御轿并不是因为谦卑，而是因为我太胖，坐在御轿里，我总是感到要摔下来。”当时爆发了多么大的笑声！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接着，他又说：“男青年们，请注意，我请求你们对人和蔼，要对老太太和蔼，对姑娘们你们已经和蔼得过分了。”我说明白了吗？一个教皇讲了这么两件事。之后，他花了十分钟时间像教区的神甫那样作了布道。但是，开始，他使人们大笑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