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文绍（第3/16页）

我当时的判断错了吗？现在我正担心我当时的判断是错了。事实上，几乎每当我向一位有权势的人表示理解和敬意以后，每当我开脱，即使部分地开脱一个臭名昭著的无赖以后，我总是痛苦地后悔莫及。尽管阮文绍品头论足地说了不少话，但他还是很快地签署了基辛格想要签署的文件。签署文件之后，他的监狱依然人满为患，他拒绝举行自己先前承诺的选举，从来没有同越共游击队进行过谈判。当西贡行将陷落时，他像个胆小鬼，甚至像个小偷似的逃之夭夭。他到了伦敦避难，那里存放着他从人民手中掠夺来的钱财。“在这里我是头头。”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总统先生，今天，在您和美国人之间与其说存在着友谊，不如说存在着敌意，这已经不再是个秘密了。10月，您拒绝基辛格所接受的协议时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圣诞节期间，您在接见黑格将军[2]时采取了冷淡的态度。凡此种种都表明你们已经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人们纷纷在问：阮文绍是如何看待这一悲剧的？

阮文绍（以下简称“阮”）：小姐……我不是许多人所想象的那种富于神秘色彩的人。恰恰相反，我是个非常开诚布公的人。我从不掩饰什么，即使在政治上也如此。我不听从那些要我不说真话而说反话的规劝。对这种规劝，我总是这样回答：“应该说出心里话，和盘托出。”但是对于当前这个论题，我不得不牢记我是南越的代表。作为总统，我不能允许自己擅自声称我是美国的敌人。不管怎样，它还是我的朋友和盟友。何况，我还答应过尼克松，即使产生分歧，我们仍然是盟友，互不敌视。小姐，难道夫妻之间就不争吵吗？难道一发生争吵就必须反目，互相敌视吗？不仅不应如此，而且夫妻之间的争吵应该在紧锁着门的卧室里进行，而不应该让子女看到他们的父母在互揪头发打架。朋友之间也应如此。避免有利于共产党人的一切公开争吵是我的利益所在，也是美国人的利益所在。

法：我明白，总统先生。但是当我采访基辛格博士时，我得到的印象是你们两人之间并没有那种疯狂的爱，他的小心谨慎使我感到有点惊讶。

阮：小姐，您要知道……应该学会消释前嫌。是的，消释前嫌。当人们要推动国家前进时，挟嫌记恨会带来祸害。我同基辛格博士讨论问题时双方都是非常直率的，有时甚至是强硬的，我敢说是十分强硬的。但是归根结底，仍然是朋友之间的讨论……总之，对他我应该以朋友相待。他离开后，所有驻西贡的记者纷纷来问我：“怎么办？你们发生了分歧。”我回答说：“当人们议论分歧时，应该谈一致。我们两人之间有一致之处，也有分歧。”小姐，我对美国人说了“不”，您还要我再说什么呢？我说不就是不，但现在还没有到这样的地步，需要向全世界宣称我们已经山穷水尽，和平的希望还是存在的。我对和平的来临依然怀有信心。它可能在几周之后、一个月之后来临。我还没有陷于绝望。

法：那么您的“不”就是对越南人说的“不”，也就是说可以意味着“是”的“不”。

阮：完全不是这样。我重申一遍，我说不就是不。当我说“美国先生们，尽管我是你们的朋友，但我完全不同意你们的观点”时，它就是意味着这些，没有别的意思。我一直认为，作为尼克松的谈判者和代表，基辛格博士具有神圣的职责同我协商，使我的观点与美国人的观点相一致。我一直期待着美国政府支持我的意见，帮助我说服共产党人改变他们的要求。为了不含糊其辞，我将告诉您已经为基辛格所接受，而遭到我拒绝的两个基本点：一是北越驻军南越，二是北越人强加给我们的有关我们未来的政治方案。就像整个协议一样，这两点是共产党人经过酝酿后在巴黎提出的。于是我向基辛格博士解释，接受这两点意味着屈服于北越人的要求。北越人要求的是南越的失败、南越的覆灭。这就是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