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文绍（第2/16页）

他一面津津有味地甚至狼吞虎咽地吃着，一面向我讲述起自己青年时代的历史、戎马生涯和参加反吴庭艳[1]的政变的历史，吴庭艳的名字使他产生了一丝意想不到的忧伤。“他们曾向我保证不杀害他。于是我回答他们说：‘好吧，在他免遭杀害的情况下我将参加。’然而那些白痴，那些不负责任的人和疯子却杀害了他。此事刺伤了我，痛苦至今犹留在我的脑海中和我的内心。每逢他的忌辰，我总要请人在我的小教堂里为他做弥撒。我总是为他和他的亡灵祈祷。”他似乎是个诚实的人，他身上没有暴露出他那魔鬼般的狡诈的任何痕迹，而正是由于那狡诈，他至今仍是一个暴君，受到一支一百万士兵组成的军队和一支四处进行屠杀的警察队伍的保护。甚至在不知不觉中，你会惊讶地自问他是否真像人们所传说的那样卑鄙。你甚至会想，也许他是因为炸弹落在河内的土地上而闷闷不乐，他的兴高采烈不过是装模作样，旨在掩饰他的农民出身的腼腆。他用“权力不能被瓜分”、“这里我是头头”这样的言词向你进攻，也许不是因为他傲慢，而只是因为他害怕得不到别人的正视。奇怪的，也许是荒谬的，甚至是幼稚的是，尽管你知道他是个阴沉可怕的独裁者，尽管你知道南越的监狱里关满了越共游击队员，尽管你现在和过去都始终憎恶他所代表的一切，篡权、无知、腐化、对强者唯命是从、营私舞弊，尽管你甚至对他怀着满腔怒火，但最终你将会对他怀有人类的某种同情心。他看来是如此渺小，如此茫然，如此孤独。他似乎恰好象征着一个受压迫、受剥削和受欺侮的国家，它像一只玩具，受主宰着别人命运的人的利益摆布，受基辛格博士的全球战略和他同中国与俄国跳的小步舞曲的摆布，受反复无常者的犬儒哲学的摆布。某一天，这个反复无常的人唆使他说：“你应该向共产党人开战！共产党人是坏人！你应该杀死他们！”可是第二天，这个人却质问他说：“你为什么向共产党人开战？共产党人不是坏人！不应该杀死他们，明白了吗？请你在此签字，请你抽一支雪茄，别抽烟斗。美国历届总统都抽雪茄。”他起来反抗，因为他发现失去了自己的朋友，也许发现自己从未有过朋友，只有主子。现在他在寻求朋友，尽管同一位素不相识，又明知不是自己朋友的外国女记者只有一个小时或一个上午的会见。“噢！小姐，有时我觉得除了祈祷上帝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事可做。小姐！”

一个欧洲人在早晨8点喝鱼汤，会感到多么的别扭。在这种情况下吃完早餐后，他彬彬有礼地问我是否愿意在他的办公室里继续采访：也许摄影记者更愿意用其他的背景拍摄照片。于是我们来到他的办公室，在那里一直谈到中午12点半。我们几乎一直用他学过的语言法语交谈。只有当他想更好地澄清某一思想，极度渴望说明自己的意思，或者至少想得到某个人的理解时，才用英语重复他所说的话。但是他的英语并不熟练，于是他请黄德芽帮助他翻译。他泪水盈眶，有时因强忍呜咽而失声，因愤怒、痛苦和激动而颤抖，也出于尊严而颤抖。“我曾对美国先生们说过，美国先生们，我确实没有任何东西可出卖给俄国和中国！对我来说，这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是活呢还是死！”总之，在他的身上，在他的悲剧中有着某种尊严感。难道我们对他的了解是正确的吗？难道他不再是我们过去想象中的美国人的可笑傀儡吗？既然开脱任何一个人，包括开脱的是一个坏人，都是一项善举，那么我乐意向他表示谅解和一定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