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版前言（第3/4页）

在她的序言中，法拉奇毫不含糊地表明了她的游戏规则、所遵循的原则和对新闻工作的看法。她坚决拒绝持中立立场，认为遇事明确表态是自己的责任。这种态度来源于她那当主人公的意识，如同另一位意大利伟大的记者因德罗·蒙塔内利[2]，法拉奇从来没有让自己“置身度外”。在采访记中，她本人就是其中的角色，总能清晰可见。这一点与这个职业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思想完全对立。对于被采访的权势人物，她既感到有吸引力，又感到厌恶，因为这些对话者是她解读历史过程必不可缺少的，同时又是她所深恶痛绝的统治和欺压势力不可分割的部分。她说“我把权力看成是不人道和可憎的现象”，从这里可以看到她绝对偏爱叛逆者、反体制者和抵制现行秩序——尤其是那种建立在专横和暴力基础上的秩序——的人。

今天，“法拉奇式”的新闻工作还有多少价值？当形成历史的戏剧性事件可以由任何一个见证人用可视电话记录下来，用旅游者的摄像机永远保存下来，并在顷刻间，通过卫星电视和互联网传遍全球，储存在YouTube网[3]中，让亿万个博客进行实时评论时，21世纪新闻报道的规则发生了何种程度的变化？特别是从2001年9月11日开始，一个被称为“非职业新闻报道”的团体抢先发表的独家新闻铺天盖地，视频爱好者的作品成了有首要价值的资料。从表面上看，我们生活在信息最大民主化的时代，到处充斥着来自底层的报道；还是从表面上看，这场技术和文化的革命可能标志着作者式新闻报道的没落。实际上，“新闻”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商品”，一种大众化的产品，可以到处大量和廉价地获得。但是如果要对新闻进行筛选和整理，指出它们的意义，并进行剖析，剥去神话的外衣，使其更客观和现实，并在必要时驳斥它们，那么，法拉奇的风格此时比任何时候更具现实意义。她的风格就是：直接与政要接触，现场的深入调查，分析能力和收集资料。总而言之，是一项被称为新闻调查的挖掘和解释的工作。它可以是政治层面的、经济层面的和战略层面的。

记者的工作并没有被判消亡，而是细化成各专业。它在互联网的时代变得更为复杂，因为不再存在过去享有的地位优势，仅有个人的勇气，时刻准备面对人身的危险和先于竞争者到达现场的魄力和决心已经不够。因为总是会有一个不是记者的人偶然在场，在时间上抢在你的前面。仅仅说“我在那里，向你们报道我所看到的那件事”是不够的，因为直接证据已经成为丰富和廉价的第一手材料。接近公众已被简化，进入信息交易的传统障碍也被打破，报刊在互联网上的网站与记者的博客和不同层次的读者的博客搅和到了一起。一名记者对异国他乡发表的任何看法马上会被他的受众通过强大和快速的工具——如维基百科和谷歌——予以筛选。

实际上，正是这种可用信息量的猛增和信息传递的快速，推动了质量、可靠性和严肃性的选择。单凭会使用计算机或摆弄摄影机已经不足以成为记者。像在法拉奇时代那样，勇于去遥远的地方或面对困难和危险还是不够的。电子产品的超级市场出售的光盘中没有职业道德、知识分子的诚信义务、审查新闻来源的原则、避免利益冲突的能力、历史修养等内容的软件。公民义务，习惯于对得知的真相、老生常谈和陈词滥调提出质疑，通过从以往事实中积累的知识去准备撰写报道文章，这就是记者与“商品”运作者之间的区别所在。新技术并没有改变支配着新闻质量和可靠性的基本原则。对记者职业最严重的威胁并不总是来自新媒体的竞争，而是来自于交易和信息间的交错纠结，来自于利益的冲突，来自于屈从，来自于记者与政客之间、记者与经济掌控者之间，或者只是记者与他们的消息来源之间的勾结和同谋。当新闻成为交换的商品，以此来牟取相互的利益，并服务于隐蔽而不可告人的计划——从推理上来说是指权力机构、政党、黑手党和结组的计划——时，才会出现上述的情况。每当记者为“别的”利益服务，而不为他们的受众服务时，大众媒体为催生一个消息透明、意识自身权利的文明社会而承担的作用就会丧失殆尽。新闻史上最辉煌的篇章总是源于这个职业的崇高威望、权威性和它对民主社会中“合法政权”的监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