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战徐州（1938年3月~1938年6月） 想撤就先拿头来见我（第2/13页）

“七七事变”后的第一次中日大战南口之役，汤恩伯的部队率先与敌接火，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在发给部下王仲廉的电报中，老汤说：“南口阵地，即为吾侪光荣之归宿。我死则国生，我贪生则国死。”又说，“我们是中央军，假如士兵和下级官兵有畏缩不前的，由各直属长官把他们就地枪决。如有营、团以上的长官怕死，我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你们，你们自己拿头来见我好了。”

开往鲁南战场前，老汤在许昌驻地宴请部队战地服务团的文艺青年们，希望团员们多对他的部队进行宣传和报道。谈到南口之役时，汤恩伯说：“南口作战中，有两件事叫我最伤脑筋，一是无论我的指挥部在哪儿，都有汉奸放信号给日军炮兵和轰战机；二是部下任意枪杀日军战俘，始终没能给我交上一个活的！”

宴席间，服务团的一名教员或是奉承或是无意地说：“都讲湖南出军事长才，我看浙江也是名将辈出啊。”

教员提了陈诚、胡宗南等人的名字。

汤恩伯喝到痛快处，见有人提到胡宗南，便说自己经过南口之役后，在全国的声望和在蒋介石的眼里，已经跟胡宗南不相上下啦。

关于这两个人，或者再加上一个辈分老点的刘峙，对比起抗战时的作为，是有点意思的。

刘峙“运气”不好，在1937年的河北战场上一败涂地。但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河北是大平原，在这样的地形下，说句公道话，就算是换了薛岳，换了王耀武，换了孙立人，当时也挡不住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强力推进，所以刘峙当是“有苦难言”的。除了地形外，刘峙当时还向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抱怨地方军队战力太差，请求再调两支中央军到河北作战。但当时中央军都在上海打，根本不可能抽出部队支援河北。

至于汤恩伯和胡宗南，两个人都是浙江人，都是蒋介石的嫡系，但胡宗南只参加过抗战初期的淞沪会战、兰封之役、信阳之役，再打就是后期的灵宝之役、豫西之役了，一共跟日军打了5仗，直接指挥的只有前3仗，其余的时间一直在陕西警戒。当然也非常重要，因为从战略上讲那里可以确保四川的安全。不提战绩，只说指挥风格，汤恩伯是压胡宗南一筹的。按冈村宁次的说法，他与汤恩伯交战多次，对汤在一翼被击时敢于直插日军腰腹的战法颇为心悸，这指的是汤恩伯最擅长的侧击运动战。

大宴完战地服务团的文艺青年，汤恩伯一声令下，率大军即行开拔：由许昌乘火车到漯河，然后走公路，步行到安徽阜阳。在阜阳休息了3天，突接李宗仁命令，说矶谷师团正从津浦线南下，叫汤恩伯立即北进。

一路行军，战地服务团的青年们刷了一路的抗战标语。

汤恩伯乘汽车，见服务团的青年实在辛苦，过亳县时，叫副官购买了10辆自行车，发给小伙子和姑娘们。

汤军团3月中旬在徐州利国驿车站下车。

很多人说，老汤下车后，就主动让开了津浦线正面，向位于台儿庄北面枣庄附近的抱犊崮山区隐伏。因为与其层层拦截，不如张开一个口子，把日军第10师团放过去，当他们在正面受阻而精疲力竭时，再叫一支有生力量适时地在其侧背横刀一切。其实，这都是后来“想当然”的猜测。因为汤军团下车时，日军还没南下台儿庄，虽然可能性很大，但毕竟没有完全明朗化。所以，汤恩伯最初的计划，仍是拦截枣庄的日军。

这也是李宗仁许可的。

当然，在怎么使用汤军团上，李宗仁和到达战场的刘斐也是颇动了一番脑筋的。此时的有生力量显然非汤军团莫属，灵活使用该军团也符合刘“内线作战必须掌握强大的机动部队”的思路。

此时，按李宗仁的参谋长徐祖贻的判断：日军第10师团打下滕县后，有可能不等在临沂受阻的第5师团板垣支队，而孤军向南冒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