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烽火连三月（1937年7月~10月） 庐山召集令（第4/9页）

冯玉祥说了不少，总结起来是这么个意思：日本人不是东西，这话我早就说过，看见没有？果然又在北平闹事，亡我之心不死啊！有人说不能跟日本人打，因为打不过人家，我说一定得打，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嘛！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不能当投降派。

但慢着，文的里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人没说话。他就是胡适。胡的态度很微妙。在谈话会上，他对大家的力量凝聚到一起“深感欣慰”，并坚决反对华北特殊化，支持政府积极地对抗日本，但又反对全面开战。认为一旦全面开战，中国此后的局势将不堪设想，多年来支撑起的“国体”将毁于一旦。胡适要求政府拿出最大的努力与耐心，跟日本达成一个可以接受的停战协定。

在会后，胡适还专门拜访了蒋介石。

随着日本调遣国内师团入侵中国，蒋介石的想法是：已不是中国想不想打的问题了。事变爆发后，从四川紧急返回南京的何应钦向庐山上的蒋介石请示如何应对，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1期，江苏吴县人）得到蒋的口风后电复何应钦：委员长的方针已经决定了。

1937年7月17日，谈话会继续在庐山进行。在这一天，蒋介石发表著名的《对日一贯的方针和立场》。在这个声明里，他把很多真实想法都说出来了：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2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外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系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2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抵抗到底，唯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夜，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的。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的军队无限制的出入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经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扎。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的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