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烽火连三月（1937年7月~10月） 南苑之痛

1937年7月8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1937年3月接替张群）紧急约见日本驻华大使提出抗议。

王宠惠，广东东莞人，甲午战争那年，考入天津北洋西学堂（天津大学），后留学美国耶鲁大学，成为民国时代最著名的法学家之一。“民国范儿”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学而优则仕，业而优则仕，有一大批学者型和实业家型的官员，先看个单子：王宠惠、王世杰、顾维钧、吴鼎昌、陈光甫、张公权、翁文灏、朱家骅、王云五、罗家伦、蒋梦麟、俞鸿钧、吴国桢、张厉生……其中，翁文灏是中国第一个地质学博士，朱家骅是著名地质学家，王云五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罗家伦是中央大学校长，蒋梦麟是北京大学校长，陈光甫和张公权是银行家，另一些人如俞鸿钧、吴国桢、张厉生属于名重一时的才俊。

对于王宠惠来说，也确实是老资格了，在北洋时期就出任过内阁总理，年轻时还跟民国另一外交奇才顾维钧参加了九国华盛顿会议，那一代人突出的学识与外交才华，给西方人和日本人留下深刻印象。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延安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并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与国民党达成谅解，接受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共赴国难。

此时，蒋介石在庐山。

“西安事变”后回国的汪精卫（当上了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也在庐山。

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四川整军（将川军刘湘的部队国军化），跟随何去的还有顾祝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江苏涟水人）。正在上升中的军政部次长陈诚（保定陆军军官学校8期，浙江青田人），也在庐山。坐镇南京的要人，此时只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军事委员会的一些委员。

听到事变的消息后，蒋介石在庐山下了一道命令：

命令孙连仲（行伍出身，河北雄县人）第26军立即向保定一线集合；庞炳勋（东北测绘学堂，河北新河人）第40军一部向沧州集结；万福麟（行伍出身，吉林农安人）第53军向北平以南的固安、涿县一线前进；高桂滋（陕西讲武堂，陕西定边人）第84师前进到北平西北的怀涞；中央军汤恩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8期，浙江武义人）第13军开向临近北平的南口，并在保定设置行营，以徐永昌（陆军大学4期，山西崞县人）为主任、林蔚（陆军大学4期，浙江黄岩人）为参谋长。随后，又补充了一个命令：把中央军捷克式野战炮第7团北调保定，归孙连仲指挥。

命令下去后，蒋介石一惊，想起在山东老家的宋哲元来了，于是立即给宋发电报，叫他赶紧到保定调度，不要再回北平！他怕宋哲元跟日本人达成什么协议。在给宋的电报中，蒋称：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在庐山上，蒋先后给宋发了15封电报）。

但宋哲元还真有主意，死活不听，直接去了天津，拜访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在宋达到天津前，北平市长秦德纯一个接一个的电报发向庐山。蒋介石回电，要求其作“必战”与“牺牲”之决心，积极应对事变。但此时，蒋介石对日本人的意图还不太清楚。

蒋介石在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成之时，逼我屈服乎。”

庐山紧张，北平那边儿更紧张。

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接到牟田口廉也的电话后，立即向秦德纯“交涉”。由于此时宋哲元还在山东老家，负责卫戍北平的第37师师长冯治安正从保定往回赶，北平主事的就老秦一个人，他把电话打到宛平县长王冷斋那儿，命其查明真相。

王冷斋立即把电话打到宛平金振中那里。金营长通查后，发现守城士兵没人开枪，更没日军士兵在宛平城内。王冷斋上报情况，秦德纯命其跟松井交涉。这时已是7月8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