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烽火连三月（1937年7月~10月） 七七事变（第2/8页）

林铣十郎上台之后，矶谷成了他的顾问，没提华北自治就是矶谷的主意。

在华北，还出现了日本中国驻屯军奉政府之命送给中国第29军战炮的“怪事”，而该军第38师师长兼天津市长张自忠，还应邀访问了日本。不但张去了，天津北宁铁路足球队也应邀到日本踢“友谊赛”。那时候天津足球实力特别强，足球队由铁路职工、北洋大学、南开大学学生组成，在日本四战四捷，连续战胜日本文理大学足球队、早稻田大学足球队、应庆大学足球队、大阪关西联队，让日本人很没面子。

还没完，日本内阁派了一支庞大的经济考察团访问中国，成员足有二十人，包括日本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的巨头。团长是日本正金银行掌门儿玉谦次，在上海一下船，儿玉就满脸挤笑，嘴里喊着“经济提携”“中日亲善”的口号，就差摇小旗儿在那晃悠了。

1937年春天，成了中日历史上充满玄机的季节。

对日本抛过来的橄榄枝，国民政府没领情。东京的新手虽主动示好，但站得更高点看，日本对中国的威胁，不是减小了，而是增大了，这相当于一个坏人的突然发笑，一切都没那么简单。

南京的冷淡给林内阁泼了一头冷水，这位首相琢磨：政治这玩意儿比打仗复杂多了。内阁挤个笑脸，军方呢？3月时，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期，滋贺县人）、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以及关东军的一个参谋被陆军参谋本部召回东京，汇报“西安事变”后中国的局势，得出的结论是：

“南京政权的抗日政策在收复满洲前不会改变，蒋介石在抗日方针下，正在加强内部力量，充实军备，依靠欧美，以及积极促进南京和华北的一体化；中日关系日益恶化的现状，用一般手段即可调整好是不可想象的。在北进苏联前，须对华一击，摧毁南京政府的基础。”

但陆军参谋本部还是没底，于是一批批“旅行者”被派往中国。

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1937年5月出现在天津的两个人。他们都是单眼皮，个子不高，但走路时腰板很直。他们观望着这座在那个年代仅次于上海的中国城市，法国大铁桥、劝业场和各种风格的西洋建筑叫他们印象深刻。最后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座漂亮而洋气的城市，大大地超出他们家乡啦！然后两人的身影才消失在海光寺。

海光寺是天津城南的一个地界儿。

那个年代的天津，是晚清遗老和民国名流的后花园，走在大街上，稍不留神，就会撞到一位前任民国总理，至于部长级别的更是一抓一大把。对日本来说，天津也是块重要的地儿，因为他们的驻屯军司令部就设立在这个城市的海光寺。

此时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是前面提到的田代皖一郎，参谋长是接替酒井隆的桥本群（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广岛县人），部队主力是一个步兵旅团，分布在天津、通州、丰台、塘沽、唐山、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等地。

闪进海光寺驻屯军司令部的那两位，一个叫公平匡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1期，山口县人），一个叫井本熊男（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7期，山口县人），他们的公开身份是旅行者。来天津前，二人先是在东北进行参谋旅行，然后进关继续转悠，他们身上带着石原莞尔交给的任务。石原这时候干什么呢？已经升任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了。在中日关系走向不可知的1937年春天，他给手下这两个参谋交代的任务是：着实刺探南京政府及中国各地军民对日本的态度。

在司令部里，公平和井本没见到田代皖一郎（他又住院了，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参谋长桥本群接待了二人。

公平说：一到华北就感觉到一种紧张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