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谁当其罪谁其贤 第一节（第3/11页）

但他觉得理所当然，别人却又是另外的感觉。

王襄与田烈武虽然早就认识，也却并无深交，只道田烈武是故意如此怠慢，心中亦不觉颇为恼怒。原本南面行营被宣台有意压制，急于建功立业的王襄心中便颇有不平，此时不由得也疑心起田烈武是在排斥他南面行营——这田烈武在世人看来，是石越门客出身，如今以亲贵而领重兵守重镇，也是一方诸侯，偏偏现在领兵来的陈元凤官阶高于他，又救他于危难，还是文臣，一来就将他“压制”了，倘若田烈武有意想与陈元凤分庭抗礼的话，这般有意怠慢那也是寻常之事了……王襄如此以己度人，不免暗怒田烈武忘恩负义。至于他们这次救了田烈武，其实完全是个意外，他自然却不会去多想。

田烈武与刘近都不知道的是，此次陈元凤与王襄引兵前来，根本不曾奉宣台的将令。因此，不仅南面行营三支大军，只来了两支，连李舜举与总管王光祖，也都被瞒在鼓里。

对于外人来说，是很难真正理解在吕惠卿易州大捷后，陈元凤心中的那种恐慌的。即便石越能料到他的不安，却仍旧低估了陈元凤对此的忧虑，以及随之而来那种越来越强烈的冒险情绪。在表面上，他故意对石越表示恭顺，但暗地里，当石越同意将南面行营的三支军队向前推进，并分三处驻扎后，他便找到了机会，不断的挑拨、拉拢、引诱南面行营的将领们。

除了阜城的宣武二军在石越的眼皮底下，他不敢有所动作外，陈元凤利用南面行营诸将中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顺利的得到了北望镇的横塞军与武强的骁骑军的支持。

不得不说，安平的劳军事件，还是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石越的威信，冲击了他对军队的控制力。尤其是在南面行营诸军中，许多将领与石越本无太多的渊源，而一直以来，他们所处的环境又让他们以为辽人其实很好对付——许多人来到河北为的就是想捞点战功，日后才能飞黄腾达，然而，自到河北之后，他们却被宣台压制着，未立寸功。因此，很多人都不免暗自猜测，认为石越是故意要让与他关系亲厚的将领立功，他们这些非嫡系的将领，便是连汤也没得喝一口……但尽管如此，对王襄这些武将来说，仍然是不敢公然违抗宣台节制的。

大宋朝已非过去的大宋朝。谁也不敢拿着自己的人头去开玩笑。

只是，这种积威，也只能阻止王襄这些武将，却阻止不了陈元凤这样的文臣。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武臣动辄不服从上司，文臣只知道服从上司，皆为亡国之兆。是以自来都是武臣守纪律，文臣守道义。而陈元凤对于所谓的军法，更无敬畏。从现实来说，石越能杀掉荆岳，但没有皇帝的诏令，却断然是不可能杀得了陈元凤的。

况且陈元凤还是个聪明人。

他不会给石越把柄。

这也是王襄们敢和他一道冒险的原因。

他们虽然不曾奉得宣台的命令，却也不曾违背将令。

陈元凤事先便找了个借口到了武强，他与王襄约好，黄河冰冻之日，便以探马报告发现友军被辽军攻击的名义，一面派人报告宣台，一面先斩后奏，北进河间府“增援”。探马探错情况也是有的，查明清楚，也不过是军棍杖罚。至于他们，宣台总不能说去救援危急中的友军也不行吧？石越不是总说，大军在外，将领有事急从权的处置之权么？只要生米煮成熟饭……立下了功劳，陈元凤就有信心皇帝一定会保他。

熙宁以来，因为高宗皇帝的关系，大宋朝军中最推崇的是两个人，一是大唐的李卫公，一是仁宗朝的狄武襄公，二人的治军之道一直被宋军奉为圭臬。狄青的那句名言——“违令而胜，权也，何罪之有？”便是连陈元凤，也是耳熟能详了。说起来，这其中也颇多石越的“功劳”。对于大宋的这些将领们来说，一方面，宋廷要防他们专权跋扈，不守纪律；可另一方面，自太宗朝以来，将领们谨小慎微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也是军事改革的重点。以宋军的历史来说，不管现实的战局如何变化，刻板的执行枢府与上级的命令，结果导致大败，这一类惨痛的教训，实在是要远远多于因为将领们不遵命令造成的败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