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庙堂无策可平戎 第六节（第2/6页）

说罢，石越望了一眼脸色变得极难看的吕惠卿，缓缓道：“渭南兵变，此乃紧急之事，急须用兵，唐康得便调发，可矣。虽龙卫军与其不管隶，然急须兵处，亦得便宜行事，可矣。其调兵之先，已遣使急报有司，此有公文为证，亦不得谓未即言上。田烈武、李浑，若不即给予，听便调发，朝廷当以擅发同罪，处以绞刑。其听命赴难，正得其宜。据《疏议》，不用此律者，惟逃亡盗贼，官府权差人夫足以追捕。敢问相公，这渭南一万叛卒，可以此例？”

“若是依此，则某以为，唐康时、田烈武、李浑，并无罪有功。”石越淡淡笑道：“唐康等人为国不暇谋身，又岂会故意危言耸听以求脱罪？况其并不曾有罪，更无必要行此下策。”他说完，斜睨了吕惠卿一眼，抱抱拳，退回座中，好整以暇地喝了口茶。同样的事情，若在几年之前，石越只能束手无策。但这几年整理宋朝法律，做个小小的律师，实已不在话下。

吕惠卿却不禁暗暗叫苦，《唐律疏议》他是读过的，但他毕竟不是大理寺的法官，刑部的郎中，仓促间怎么便能说想来便想起来？何况这些法律著作、条文、成例，对于士大夫来说，本是弱项；否则那些小吏们如何能上下其手，欺上瞒下？但是《唐律疏议》对于宋人来说，偏偏又是一部极有说服力的法律著作。唐康、田烈武等人之事，本来便不能不得到人们的同情，他也早有心理准备，即便判决从严，皇帝也可能会特敕——更何况而今石越竟然找出依据来了！虽然在唐朝时没犯法不代表在宋朝就不犯法，但是他已经可以想见，这件本来就会有争议的事情，将出现更大的争议。大宋朝廷，是非得给这“擅兴律”做出司法解释不可了。

但这司法解释，却已摆明了会对唐康有利。从石越引叙的疏议来看，他竟然是想连田烈武、李浑也一起保了！

“便算是他擅发禁兵之罪可议，但他擅杀叛卒数千，又当如何？”转瞬之间，吕惠卿就决定转移战场。

“这数千叛卒依军法当斩！敢问相公，主将捕得叛兵，不可以军法从事么？难道千里之外，还要请示枢府、卫寺而后杀？李浑既是军法官，便当有便宜行事之权。大宋的军法，处置违法之将士，是依阶级定，非是以人数定。叛卒中阶级最高者不过一副指挥使，无论唐康、田烈武、李浑，都有权处置。章大人做过卫尉寺，不知某所言当否？”石越心念一动，便已决心把章惇彻底拖下水来。

章惇没料到石越这一手，饶是他再果决，也不由愣了一下。石越的话，的确是说不出什么不是，依宋朝的军法，区区一个副指挥使犯下这样的大罪，休说唐康还是六品官，就算是李浑这个营一级的军法官，也可以立斩以闻。对于军法官而言，他们的处置权力，主要针对的对方的阶级，而不是对方的人数。一个士兵犯军法，他们有权处置；十个士兵犯军法，他们同样也有权处置……要说便宜行事杀了，似乎的确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雄军二军兵变叛乱，杀害长官，屠杀平民，可以说证据确凿。依石越这么一说，他的确是有权“便宜行事”的。但是，依常理而言，这其中却透着不对劲，毕竟那是数千人的规模！以唐康与李浑的身份，怎么可能随便决定数千人的生死？若说他们没有越权，怎么说都透着别扭。

不过这个时候，章惇已经不可能站在“是非”一边，而只能别无选择的站在“利害”一边。就算心里认为石越是在诡辩，他也必须声援他。

“以军法而言，确是如此。”

“况且，纵是有罪，亦不过贬官而已。唐康时又有何必要为脱小罪，而犯欺君之大罪？”石越计算着时机，一得章惇肯定的答复，便立即接口，将焦点引回来，绝不给众人缓过气的机会，他的这句话却是极有道理的，就算把唐康、李浑之罪等同于杀降，前线将领杀降、甚至滥杀敌国的无辜百姓，虽然条文上罪责不轻，实际上却从来没有判过重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