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集里识沧桑（第2/4页）

由于“国立政治大学”特殊的政治背景，以及学生毕业后所从事的职业，他们不可避免地成为新政权怀疑和整肃的对象，其中实有颇多无奈，时代转换之种种，并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他们中有的“镇压反革命”这一关先就没有过去，成了旧政权的殉葬品。那些侥幸躲过了“镇反”的，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还要战战兢兢地经受“反右”和“文革”的冲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连那些“根红苗正”的人，稍有闪失，都有可能跌入地狱，被视为“党国精英”的“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生们的遭遇，是很容易想象的。纪念集里载有几篇留在大陆的毕业生写的回忆文章，读来令人叹息。其中，经济系胡佛同学的经历尤具代表性，特摘录于兹：

……毕业后，毕业生指导部介绍我去重庆市府工作，我在重庆市府秘书处当了两年科员就解放了。解放后被原地留用。那时我见解放军战士艰苦朴素，纪律严明，宁可睡露天也不惊动百姓；市府机关内的同事，个个年轻有干劲，与旧市府秘书那种死气沉沉形成鲜明对照，我感到我们的国家可能有希望了，因此我工作很努力。没想到好景不长，1953年元旦我就被送往公安局主办的政治训练大队集训，工资减少，行动也受限制，一直到1955年，结业时以解放前曾任政校国民党区分部委员、解放后一贯表现反动为由，给我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并受到管制二年的刑事处分……

1956年撤销管制，介绍到南岸四联针织厂工作，月工资32元。我妻刘淑坤本是两路口小学的优秀教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工资从70元降到8元（后改为18元），送远郊矿山、砖瓦厂等处监督劳动。1958年开展交心运动，四联厂的领导多次动员，说交心就是靠拢党，我想淑坤去年就是相信这种运动，提意见帮党整风，才被打成右派的，我不能重蹈覆辙。但其继续向我动员，说交心和反右不同，交心就是交思想，交思想就是放下思想包袱，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即使是过去的思想也可以谈，不谈就是与党和人民有距离。我终于上了他的圈套，在学习会上谈了一些思想问题，并作了自我批判，厂领导在会上对我大加表扬，会后又要我把交代的写成大字报，并说只写主要的若干条，不必写后面的批判，我照办了，他又一次在会上表扬我，号召其他干部向我学习。可是不久，我收到了南岸区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以反革命罪判处我管制四年……1960年，有一天厂保卫员叫我收拾行李，去石桥派出所学习。到派出所后，又立即送我去江北塔坪劳动大队，劳动大队又送我去长寿县东风农场劳动改造。

……

胡佛在文章中还回忆了当年接受法庭审判时的情形。冷冷清清的法庭上只有他和审判员、记录员三个人，没有旁听者，没有律师，没有证人，甚至也没有原告。他“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证是他写的那张大字报，他解释说那是在领导的一再动员下的向党“交心”。审判员质问他为什么上面没有一句自我批判的话，他这才恍然大悟。事隔二十年后，胡佛回重庆时，曾到处打听那位动员他交心的厂领导，想问问他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做，但一直未找到他，后来听说他因犯了什么罪案被送去劳改了。

说到那位厂领导一味要引胡佛上钩的原因，现在想来，可能是当时各单位都分配了“揪反革命”的名额，厂里的领导掂量来掂量去，只有“政大”毕业的胡佛最符合“条件”，遂出此伎俩，请君入瓮，也未可知。其实，单凭着“政大学生”的身份，即已注定了他们是各种“分子”的“最佳候选”，想逃都逃不脱。法政系的毕业生陈树荣，“反右”时在中山大学任教，上级分派的右派名额还有一个没着落，尽管在运动中他一直沉默寡言，一条意见也没提，那顶“右派”的帽子最后还是落在了他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