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从明至清的忠君思想（第2/23页）

其他人，如历史学家张岱，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张岱是绍兴一家以好善乐施著称的望族的后裔，其曾祖父是1571年的状元。1644年以前，他泰然自若地陶醉于漂亮的僮仆和娇美的侍女，以及戏剧、音乐、烟火、华服、佳肴、名茶等享乐之中。他在鲁王朱以海的小朝廷里供职时，清军征服了浙江，从此他便放弃了所有这些享乐。他舍弃了家里的山庄别墅以及他自己的书斋和稀世古玩，而归隐山林，去编撰他那部记述明朝历史的名著《石匮藏书》。当时，他写道：

陶菴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因思昔人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以笠报颅，以篑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苎报絺，仇轻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粻，仇甘旨也……。

无论是否有人有痛改前非的实际行动——这种悔恨之情显然是由对明朝覆灭的负罪感而引起的——所有忠于明朝的人都不再仕进，并相应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正如黄宗羲在自己的画像上所题写的那样：“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岂其时为之耶？抑夫之有遐心？”。

做学问当然是这些亡明遗臣的一条出路。“类皆胸蕴英奇”，卓尔堪写道，“不克见之行事，不得已而寄之于言。况既谢绝尘事，自毕力学问”。学问迫使这些抗清运动的幸存者采取一种超然态度；而历史——他们的历史——则要求客观的记述。顺便说一句，这就是康熙帝作出的于1679年举行特科（“博学鸿儒”）考试，然后邀请中试者参与编写官修《明史》的决定，是欢迎这些明朝忠臣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姿态的缘故。尽管其中许多人不能公开参加编修工作，但他们至少可以通过已接受康熙帝邀请的朋友，将其记述晚明历史的著作呈交上去。通过这种编修《明史》的方式，他们自身的历史存在得到了证实，而这正是其他任何表示赏识的做法所不能达到的，于是，所有明朝忠臣和降清汉官们便在维护儒家统治的事业中形成了共同的利害关系。

明朝忠臣在对历史进行反思的最后阶段，还削弱了一种关于模棱两可和相对主义的道德观的强烈意识。正像黄宗羲所指出的，明朝忠臣的最大冲动产生于东林党运动的道德和精神英雄主义。但在晚明残酷的权力争夺中，东林党运动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党争，而这对导致明朝衰亡所起的作用决不小于其他任何因素。这些激烈的党争在南明统治时期仍在继续，先后导致了福王的南京朝廷和桂王的追随者的分裂。简言之，明朝忠臣对遥远的道义目标的追求导致了眼前政治的混乱。此外，他们在继续强烈反对入清朝为官的同时，也能注意到那些通过与满族合作来完成其士大夫之使命的汉族同胞正逐渐取得具体的成就，后者实际上正在进行晚明士大夫想进行但未能完成的财政、法律和经济改革。那么，他们所坚持的最终的善是什么呢？是作为明朝忠臣而蔑视清廷，还是那种拒绝为清朝效力但终究空虚无力的姿态？那些降清汉官在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结束之后，为了完成重建帝国的迫切任务而抛弃了英雄主义的幻想。历史是否会因此而对他们作出更高的评价呢？

这些问题不只是道德上的困惑；它们也促使王夫之等思想家对历史动因的复杂性获得了比前哲更加深刻的认识。王夫之的鲜明的历史循环论，将各种制度都放入其自身特有的历史发展系列中。一方面，这意味着旧式的复古主义在理智上是站不住脚的：人们不可能在封建制已经过时的帝国时代恢复井田制。另一方面，王夫之的历史相对论又确实消除了王朝兴衰的悲剧意味。他所看到的，不是制度与其时代的冲突（就像黄宗羲常常认为的那样），或更为天真地将此视为道德政府与暴君之间的永久冲突；相反，他指出，各种政治制度都完全适合于它们形成时的特定历史阶段。在王夫之的历史哲学中，这种观念包含着一定的进化论因素：从原始社会，经过野蛮时代，进入封建社会，最后出现高度文明的时代。但就王夫之所阐述的他那个时代的一些更为有趣的理性思潮——这些思潮盛行于前明忠臣这一代人求学的时代——而言，最富启发性的是他的功能主义。如果制度与其时代相适应，那么，任何社会现象都仅仅是其时代的表现或特征。简言之，道德观念不是一些抽象的超历史的和超验的概念。相反，道德与道德批判不得不依赖于对特定时期内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的深刻而全面的考察。在对司马光《资治通鉴》这部11世纪的史学名著的评述中，王夫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