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从明至清的忠君思想

中央集权易于将规则性因素强加于日常事务；它能娴熟地管理社会控制的各个细节；制止初露端倪的乱迹和微末的越轨行为；维持这种既不能称为堕落，也不能名之进步的社会现状；使社会处于一种行政官员习于称为秩序井然和社会安宁的困倦的管理状态。一句话，这种体制长于防范，而非有所作为。

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
《美国的民主》，第91页

1660至1661年清廷发动进攻的结果，是使遭到失败与羞辱的江南士绅彻底气馁了。如今，严肃的抗清复明思想几乎烟消云散。当然，社会上的盗匪事件仍不时发生。尽管著名的张三终于在17世纪60年代被巡抚韩心康的部下抓获，但清朝苏州当局彻底剿灭太湖地区的不法分子仍需要几年时间。不过，由于一个政治上的原因，复明的旗帜落入了一些骗子和伪君子的手中。例如，1666年，清廷发现自称是明室后裔的朱光辅和朱拱橺一直在平湖（嘉兴府）和常熟（苏州府）封拜明朝的官爵。起初，这些精心封缄和空话连篇的“伪札”，使巡抚衙门想起了郑成功北伐之前到处颁发的那种委任状。但是，就连对有关明朝残余势力的阴谋的流言都高度敏感的清朝当局也很快意识到，这与其说是政治阴谋，不如说是一场骗局。二朱实际上是在通过以严君甫为首的一群学医的人和炼丹家去出卖委任状，“布散伪札伪旗”（答应复明以后授以高官厚爵），而严君甫则专门以其炼丹术行骗为生。与这些伪札一起被发现的，还有一个被这些骗子称为周代王室珍宝的精巧华丽的小玩艺。简而言之，他们的复明阴谋不过是一场闹剧，既是针对空想家的欺骗，又是迎合不识时务者的空想。

最后的明朝忠臣

由于诗人有意借此抒发情感，明室衰亡的历史已开始呈现出悲剧性的浪漫色彩。因1657年的江南科场案而辞去清朝国子监祭酒之职并被没收了大部分家产的吴伟业，曾咏颂过名妓陈圆圆，据说吴三桂是为了她才背叛明朝的。

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

越女如花看不足。

香迳尘生鸟自啼，

屉廊人去苔空绿，

换羽移宫万里愁。

吴伟业毕竟归顺了清朝，因而深怀负罪之感，并使其怀旧之情罩上了一层阴影。

故人慷慨多奇节，

为当年沉吟不断，

草间偷活。

艾灸眉头瓜喷鼻，

今日须难诀绝。

早患苦重来千叠。

脱屣妻孥非易事，

竟一钱不值何须说。

人世事，

几完缺。

似乎是为了赎罪，吴伟业写了许多诗作来纪念殉国的忠臣。他还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并在生前的最后几年里，同钱谦益的老师弘储和尚一道研习佛学。但他在一个阔绰朋友的庄园里安下新家之后，仍有大部分时间是同彭师度、吴汉槎和陈其年——“江左三才子”——等诗友一起度过的。表面上，他似乎无忧无虑，“贲园花木翳然，有林泉之胜，与四方士友觞咏其间，终日忘倦。”但他的内心却充满忧郁，而这种心情看来与1644年崇祯帝自缢时他没能做出自杀的决定有关系。1671年吴伟业在弥留之际要来纸笔，写道：

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吾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

他终年63岁。

在吴伟业看来，明朝的覆灭是一种古老而浪漫的原始模式的再现，迷人的名妓使政治家们忘记了自己的职守，从而导致了国家的灭亡。由此，亡国的哀伤便会激起人们对诗的兴趣，并增加其美感。正如17世纪《明末四百家遗民诗》的编者卓尔堪所言：“当天步移易之际，天之生才反独厚”。那些诗才不如吴伟业的文人通常都转而写史。这既是为了纪念1644年的事变，也是为了埋葬这段历史。黄宗羲曾写道：“予观当世，不论何人，皆好言作史。”当时，这一代明朝的忠臣对自身的历史有着强烈的羞耻感；他们以1644年为界，将自己的生活划分为截然不同的前后两个阶段。有些人，如著名的人物画家陈洪绶（1599—1652），在明亡之后更改了自己的名字，这反映出他们对自己以往那段历史的悲剧意识——即陈洪绶所谓“悔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