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南京政权（第3/35页）

高杰部的南下，使徐州和淮安城的居民慌恐万状，自北京陷落后，徐州城中已经是混乱不堪。实际上，徐州长官黄希宪已将此城交给了大顺官员武愫。武愫（原为明朝进士）于1644年6月3日抵达徐州，并因受到地方官员及士绅的敬重而被接受，尽管一位当地的诗人曾悲叹：“天下岂有正人君子而谒贼者哉？”武愫被接受的另一个原因是士绅们对局势混乱十分恐惧。在徐州西南与河南交界处的砀山一带，汪廷对等当地士绅已组织起自己的武装，用来对付“狂徒”，后又用来迎接清军南下。武愫在徐州城内一直试图安定民心，并多次深入乡村寻求当地乡绅的支持，直到他得知北京大顺政权也已垮台为止。6月28日，武愫率部撤离徐州，使该城几乎完全暴露在高杰等人面前。

由于徐州失去了保护，其南面的富庶城市——淮安和扬州——在流窜于淮河流域的各路军队面前也更加暴露了。但这两座城市的地方官早已积极采取措施，准备自卫。正是由于有路振飞在淮安，人们才有了坚守的信心。巡抚路振飞是一位杰出的文官。他以正直、勇敢而著称，在军事上也颇有经验。路振飞初入仕途任地方官时，曾统领过防御叛匪的地方军队，并于1632年派郑芝龙抗击海盗刘香，将其击溃。路振飞还是个仗义直言的人：1631年，他参与弹劾周延儒；此后又与温体仁发生争执，因此激怒了皇帝，被贬至河南。1644年秋，路振飞被任命总督大运河漕运，兼淮扬巡抚。

北京陷落后，路振飞决心将淮安建成明朝的坚固堡垒。他迅速颁布了戒严令，将市民重新组织起来，并派遣手下官员分守各处。同时，他还鼓励地方武装（团练、乡兵）招兵买马。自1511年、1512年以来，淮安以东的海州经常受到海盗袭击，地方武装相当普遍。而淮安地区却不是这样，故路振飞不得不为地方武装设计训练方案。在他的指挥下，淮安72坊奉命“各集义兵”，每坊由两名生员负责操练，其中一人被授以“坊长”之职（应为“社长”——译者）。这些义兵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城镇的夜间巡逻，并时刻保持战备状态。他们保持着斗志，坚定地反对任何对大顺政权持妥协和支持态度的人。徐州的士绅们能够接受一位大顺官员，但路振飞却决不允许任何大顺官员进入淮安。在北京陷落后的数周内，他便召集当地乡绅和号称2万的“义兵”，将当地的“伪官”处死。

在路振飞的指挥下，淮安变成了效忠明朝者、尤其是从北方逃来的官僚贵族的避难所。路振飞热情地欢迎这些流亡者。但无论是路振飞本人，还是淮安百姓，都无意接纳刘泽清、刘良佐，尤其是高杰的军队。6月10日，路振飞得知高杰开始向南移动并欲夺取扬州，立刻派遣将领分守淮安周围各个要冲：周仕凤守泗州，仕尔敬守清口，金声桓守徐州。

在路振飞积极设防抵御这些游荡不定的军队，以稳定淮安局势的同时，南明政府却将这些军队视为必不可少的支持者，和日后在南京愈演愈烈的皇位继承之争中的重要同盟者。以史可法为首的大臣们在发出檄文号召四方将领齐心保国之后，立刻意识到他们自身已陷入了争夺南明中央权力的混战之中，这场政治冲突发生于5月17日到6月2日之间。其焦点是空缺皇位的继承问题。同引发了明初东林党争的那次皇位之争一样，这次斗争也将使南明朝廷内部发生致命的分裂。

明朝的皇室贵族

这次皇位之争的原因是由于人们以为16岁的太子（朱慈烺）已死于北京，而太子的两个弟弟又下落不明；另外，尽管在继承权方面有法定的世系，但明室亲王甚多，他们都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依其贤愚优劣被召入朝廷，继承皇位。由于朱氏皇族的后代呈几何级数增长，所以，皇室男性成员的身份在当时并不为人所重。洪武帝共有26子，16女；到16世纪50年代，他的后裔已多至19611人；到1594年，全国至少有6.2万名皇室男性成员；17世纪头10年间，登入皇族名册的人已超过8万。由于明朝的这位开国皇帝禁止子孙由科举入仕或经商，他们唯一合法的生活来源就是俸禄。这些俸禄的多少又因等级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明朝初年，亲王（其爵位由长子继承）的禄米为5万石。但到15世纪初，由于皇室成员数量的增长，国库不胜其重负，不得不将亲王的禄米降到1万石。及至16世纪，供养皇室男性成员的开支超过了全部官吏俸禄的总和。不久，仅此一项开支便超过了政府税收的总额。例如1562年，山西各粮仓存粮共152万石，而该省的皇亲年俸的总数却是213万石。同年，一位巡按指出，当时全国可向京师提供粮食400万石，而王府按规定标准所需的禄米却达850万石。皇室后裔数量的增加，不仅日益加重了纳税者的负担，而且使宗室中身份较低的人也无法获得足以维持生活的俸禄。他们只好纷纷借贷，从而深深陷于债务之中。甚至，连皇室上层贵族也落入了入不敷出、虚有其表的窘境之中，他们的府第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他们本人则放荡豪饮，虚度时光，醉生梦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