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辑 宋朝的房地产市场有多火？（第3/5页）

以今天的目光来看，范成大的建议显然是一个馊主意，确实堪称“拔本塞源”，不过拔的是开放制度之本，塞的是重商主义之源。如果朝廷采纳他的意见，那么发生在明清时期的“海禁”将提前来临，宋王朝的商业化与市场化转型也将遭受挫折。

“招徕远人，埠通货贿”

宋孝宗当然没有采纳范成大的馊主意，而是继续推行对外开放的政策。

宋朝君主与政府信奉的经济政策，跟明清时期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对商业与市场表现得非常热心，对发展民间海外贸易的兴趣远大于维持传统的朝贡贸易。

10世纪的宋朝皇帝曾经跟18世纪的英王一样，派遣特使分赴海外，招徕贸易，如北宋雍熙四年（987年），宋太宗“谴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跟海外诸蕃国展开海上贸易，成为宋王朝的惯例。南宋政府建立后，宋高宗也提出“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埠通货贿”。高宗皇帝相信，“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贯）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

宋人将从海路进行的国际贸易称为“市舶”，发达的市舶可以让政府获得丰厚的商税收入，何乐而不为呢？而传统的朝贡贸易，从经济收益来说，则是得不偿失的，“朝廷无丝毫之益，而远人获不赀之财”。正因为这样，宋王朝有意弱化朝贡贸易，宋高宗曾下令商船不得“擅载外国入贡者”，否则将处以“徒二年，财物没官”的惩罚。显然，如果海外诸国以朝贡的名义来华贸易，势必冲击民间的外贸总量，进而影响到朝廷的抽税。这是宋王朝不希望看到的。

在禁止海商“擅载外国入贡”的同时，宋政府又鼓励海商招徕蕃商来华贸易，“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对“招商引资”有突出贡献的海商，政府还会给予奖励：“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

大宋的任何海商，只要到宋政府设于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重要港口的市舶司领取“公凭”（外贸许可证），便可贩运商货出海，将他们的商船驶往太平洋、印度洋、波斯湾、红海，甚至地中海。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港口也对海外蕃商敞开门户，欢迎蕃商来华贸易。蕃商的在华利益与权利受到宋政府的保护，宋高宗时期的一条立法称：“有亏蕃商者，皆重置其罪。”

在泉州、广州等蕃商聚居的港口城市，宋政府还设有“蕃坊”，供外国商人居住。蕃坊自选蕃长，实行自治，对他们的生活习惯、风俗、宗教信仰乃至法律，宋政府都给予尊重。又修建“蕃学”，供蕃商子弟入学读书。数百年后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向清乾隆皇帝提出的通商请求，完全没有超过宋代已施行的开放政策。

当然，保持门户开放与发展海外贸易的结果，就是宋钱无可避免地流向海外，导致国内发生“钱荒”。怎么办？宋政府的应对方案是发行纸币。南宋的市场规模不亚于北宋，但南宋的铸钱量远远比不上北宋，这是因为纸币——“会子”在南宋的应用已经非常广泛。

南宋“会子”的前身是北宋“交子”。“交子”还不是完全的信用货币，必须有准备金作为信用保证。北宋的经济学者还发现，国家发行纸币，准备金不需要足额，只要有2/3的准备金便可以维持币值的稳定。而“会子”则是完全的信用货币了，已不需要准备金，南宋的经济学者已经明白，纸币的面值完全可以用国家信用来背书：“欲求其（纸币）价常赢而无亏损之患，常用于官而不滞于私，则可矣。”而纸币贬值则是因为国家滥印钞票，“楮（纸币）之为物也，多则贱，少则贵，收之则少矣。”